陈玉荣同志最近寄来她的《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书稿，我收到之后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高兴。惊奇的是这个在十多年前进京打工的“外来妹”，现在终于修成了正果，成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和消费心理学博士，由一个只能写一些小文章的乡野村姑，变成了到现在能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专著的专家，这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怎能不令人惊奇呢！高兴的是这个当年的“外来妹”，真是历尽千辛万苦，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硬是凭借自己倔强的性格和奋力拼搏的艰苦努力，在改革开放这个比较宽松的条件下，终于有了一个拨开乌云见晴天的好前途和好生活，怎能不令人高兴呢！为此，我乐于为本书写个序言。
仔细通读了《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的全文，我认为，陈玉荣所撰写的这本书，是我到过的最好的经济学论著之一，拜读之后也更加使我感到非常地耳目一新。这本书的主要优点和特点是：第一，对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路径，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结合上，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在我所涉猎的有关论著中，本书是最好的；第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路径中所碰到的问题，本书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比较客观的总结；第三，对我国学术界在近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中争论的主要观点，本书都作了客观的介绍和评价，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第四，本书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得比较好，既有理论的论证，又特别注意实际资料和数据的例证，因而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第五，本书在问题的论证中，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又能恰如其分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一些科学的观点，同时也注意继承我国历代思想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第六，本书文笔流畅，语言平实，逻辑结构合理，具有可读性，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读懂。
此外，陈玉荣同志还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一书中尝试性地颠覆了传统经济学教材对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置之不理的这一秘而不宣的传统做法。她以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和转型经济学家的高姿态重新审视了这一误区，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部分都有相当篇幅安排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描述。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典型双料”的中国来说，我们的政府官员、职业经济学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就更有必要优先阅读一下这位同时以反对“华盛顿共识”著称的顶尖经济学家对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下的中国改革所独有的精辟论见。
当然，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进行修改和补充（本书序言作者，系由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亲笔撰写）
作者简介
陈玉荣，陕西蒲城人，经济学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曾从事过编辑、记者、营销策划、品牌推广和经济学研究工作，2004年主持的科技项目曾被北京市组织部列入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杂志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有：《重新认识价值最大化》、《论当代公有制——关于如何创造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维模型”的理论思考》、《新加坡国有企业的成功之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评述》、《这是一块勃勃生机的净土》、《品牌战略运营的最佳途径》等。主要著作有：《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22万字）、《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45万字）、《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历程》（18万字）等。
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无时无刻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和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和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两年多来，中国一直是以较快的GDP速度增长且喜事不断，大到中国航天载人火箭的成功返回，小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均比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笔者每每走在人流穿梭的大街上，每当看到从每个人的脸上所绽放出的笑容时，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
当然，身处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有人对此就曾经清醒地指出，“样本戏”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降温，中国所有制改革所遇到的制度性障碍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地区间的不平衡要充分注意，贫富差距应引起足够重视，政府主导直接投资方式必须尽快改变，等等。
不错，经济体制转型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转型已有20多年，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完成这个过渡还需要10多年的时间。体制转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这种变革不同于革命，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需要经历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有高昂的激情，也不乏心路历程的艰辛。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超越了临界点，“中国模式”已经初显轮廓，中国的经验正在不断丰富着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宝库。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为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转型理论研究是近1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已经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例如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都提出了一些基本理论主张，比如改革初期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最近几年又对早期改革主张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转型研究一方面检验着我们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发展着我们的经济学理论。
转型是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它不仅包括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治策略的制定，也包括市场、资源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组合和协调。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既然选择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转型之路，转型时间较长，也比较成功。所以，中国经济学家研究转型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该在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发展作为基本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转型理论研究方面，我国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双轨制”、“增量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政府职能转换”、“现代企业制度”、“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等“渐进”改革的思想。但是，对转型理论的研究，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还没有提出普遍接受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很多问题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基本理论层次。这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书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以转型经济学和中国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的基本情势为依托，来剖析中国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所有制与国企改革、农村改革与发展、城市改革与发展、资本形成与金融制度转型、财政与税收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与发展以及地下经济与腐败问题等，以帮助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变化。它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提供了笔者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观察记录和分析透视。
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和发展当中。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经济体制变化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转型正在由自发的历史过程转变成人们自觉的选择过程。然而，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路高歌、一帆风顺的，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道路，经受无数次的风吹雨打，形成或大或小的摩擦。即使中国改革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在前进的历程中，改革有失败，曲折和反复，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时所说指出的，改革时代和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时所描绘的时代所具有的相似特征：“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中国人历来就有由当代人执笔，将当时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以便以史为鉴的传统。更应当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误，进步与挫折加以记录和分析，以便总结过往的经验，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办得更好。
另外，被发展中国家视为旗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也曾经非常动情地说：“我走进经济学，带着它或许能使我为失业、贫困和歧视做些什么的希望。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我已经幸运地偶然发现了一些思想，我认为它们提高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机会减少一些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特别是关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新信息范式和其他发展都对这些现象说了些什么。作为个人，我却因为没有使别人将这些观点付诸实践而感到遗憾。作为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一名公务员，我有幸能够亲自从事这些研究。作为学者，我们有幸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自由产生了责任：我们可以利用自由去做许多事，确保未来的世界将不仅拥有更加繁荣的经济，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公正。”
本书追溯的正是现代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引发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大问题，经济学家的天职是为富国富民而进行研究，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这是一条艰辛之路，也是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虽然才疏学浅，所阐述的问题和观点尽管多少有些稚嫩，但是我相信我为本书所付出的一切劳动，一定会给迫切了解中国转型时期各种变动情况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获的。有心奉献，不知奉献，点滴记录，或为奉献，知足矣。
作者：陈玉荣
2004年10月25日深夜
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
目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思想的背景
第一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和主要弊端
第二节 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节 东欧、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发展
第四节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第二章 所有制结构转型与国有企业改革
第一节 国家所有制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
第二节 关于如何创造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维模型”的理论思考
第三节 探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第四节 关于“新型国有企业”现象的思考
第三章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果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中国渐进转型的根源
第三节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归和创新
第四节 转型时期农民失业问题和农村经济市场化及其实现途径
第四章 中国城市转型与发展
第一节 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节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聚集效应
第三节 中国城市制度的转型与创新
第四节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失业的存在与路径选择
第五章 资本形成与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
第一节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 我国资本形成机制的变迁及其目标模式
第三节 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过程
第四节 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
第六章 转型时期的中国财政与税收政策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政策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中国财政政策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改革的思考
第四节 转型期中国税制结构的现实选择
第七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绩效分析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
第三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第八章 转型时期的地下经济与腐败问题
第一节 中国地下经济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地下经济的危害与治理
第三节 中国转型时期的腐败状况与腐败原因的新制度学分析
第四节 转型时期反腐败问题的政策取向和建议
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
(正文电子版)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思想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用自己的独特的成功模式，打破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融的理论教条，在历史上独辟蹊径，第一次实施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改革方案，并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所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成为明日黄花，21世纪的头20年，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引擎可能性最大，甚至还进一步表示，我看全球经济只认为中国是一枝独秀”。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为主题，指明了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开启了新的伟大进军的征程。正如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总理在就职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社会主义是大海，能容纳百川，永不枯竭。这句话含义深刻，既肯定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更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一致认为党的十六大意义深远，预测判断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之日，将是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之时！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双重转型时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转型的本质，致使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既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又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又具有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的跳跃性等特点。当这些问题相互纠缠、相互放大时，促使中国的这种转型的过程变得相当艰难，阻力重重。加之我们对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认识不足，思想准备不够充分，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国企职工下岗问题、农民工失业问题、金融诈骗问题、权钱交易问题，等等。
总之，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危险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复杂工程，中国经济改革到了今天，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似乎都与政府如何推进改革的实施方案，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问题和矛盾的出现远比我们事先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和艰难得多。因此，面向现实，纵观古今，横看中西，站在当代的高度来描述和探讨一番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现状及其变革趋势，是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双重转型的伟大实践，急需要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这就更需要创新性的理论来回答。
第一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和主要弊端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之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于是，许多国内外学者便将其主要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研究上。然而，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传统公有制模式，造成经济管理的过分集中，并由此产生种种弊病。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弊病便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生活中，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于是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随后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绝不仅仅是个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理论问题。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均纷纷地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经济转型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即核心竞争力，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经济实力和潜在经济发展能力。同时经济转型也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转型过程所积累的经验也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世界各家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和不同的改革模式。由于转型路径各有不同，转型方式也各有差异，比如有些国家仅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等；有些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如俄罗斯、东欧等国。这说明，转型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以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新一轮尝试，对于转型国家而言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则在于恰当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既然长时期内起主要作用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制度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而言，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转型国家，这种双重制度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建国初期，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是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首先，当时各国都主要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和劳动力。由于大多数国家原来的经济基础较差，因而不得不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便于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保证重点建设。这样，既有利于加快各国工业化的步伐，又有利于统筹安排，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其次，当时各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经验，尚不能直接管理企业。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方式，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也有助于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经营管理，为今后民主管理企业准备条件。最后，对东欧各国来说，由于建国不久，城乡资本注意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一定比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仍有较大的影响。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状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而，这种体制便成了这些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的一条比较快速而可行的创新路径与抉择。
前苏联正是由于当时采取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才能够把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工业基础薄弱的落后国家，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建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并且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社会主义强国，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模式也在中国工业化初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钢等156个重点工程，如果没有这种集中体制，是难以迅速完成的。
正如美国学者雷诺兹认为，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落后国家集中力量迅速实现工业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经济要增长，就得强制性限制消费，提高投资率，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限制。1950—1960年的发展情况，也确实证明了这些国家获得了较高的平均增长率。因此，雷诺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对几个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具有参考意义”（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53页）。
日本的百百和等，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集权式计划经济对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自力更生地迅速实现工业化，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方法，但却是一种具有相当效力的体制。（百百和等：《经济计划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默瑞尔和奥尔森在分析计划体制国家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时指出，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因而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成长，这种关心首先表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
由于一国经济实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国家强烈的关心经济成长的动机，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政府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彻底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因为当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概括起来，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实现体制指导者的目标；二是有利于迅速改变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和变革；三是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四是有可能把外在的经济情况和非经济情况内在化；五是能把有限的人、财、物集中起来用于最重要的领域；六是有利于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点我们都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连西方学者熊彼特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着一定的优越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消除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调节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消除了经济波动和周期性的危机，是一种适合现代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冲突所造成的浪费或损失。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任何新鲜事物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得不要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通过若干年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就像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失去了应有的光环。苏联在30年代初期，当资本主义世界沉没在经济大危机中的时候，它就像早晨初升的太阳，独自绽放出了万丈光芒，初步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当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却逐渐减弱了前进的动力，并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很大落差。即使原先曾经羡慕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士，看了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情形后，也产生了很大怀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初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在竞争中战胜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最后使资产阶级自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但是经过“三年大跃进”，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经济的车轮似乎出了故障，不像以前那样转动灵活了。这虽然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也不容掩饰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它没有发生政治动乱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开始逐渐地缓慢下来，并且出现了种种弊端和缺陷。
首先，由于国家权利过分集中，政企职责不分，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经济主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职工缺乏主人翁和强烈的责任感，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国家主要根据计划指标的情况来考核企业，而计划指标又是以上一年的生产状况为底数，因而往往形成“鞭打快牛”的状况。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设法隐瞒生产能力，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
其次，由于条块分割、部门垄断、地方封锁，国民经济缺乏横向和纵向联系。这就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使经济效益难以发挥和提高。
第三，是由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很好地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由于缺乏市场竞争，企业缺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外在压力。企业不关心市场供求关系，产销脱节，生产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服务。
第四，由于中央高度集权，事无巨细，均须上级机关决定，上层机关不可能对各地的具体情况都十分了解，往往会出现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的现象。这种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必然会造成经济建设中的巨大浪费，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
第五，由于国家对企业在财政上统收统支，资金由国家拨付，盈利全部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在企业内部，职工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收入多少与企业经营状况关系不大。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
总之，这种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相对于计划而言，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分散决策的交换体系。
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1）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为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2）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故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3）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在他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一书中所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苏东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
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看待，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独立地做出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但是却不能独立地做出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这些分散化的决策在价格信号机制作用下得以协调，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和经济上的基本原则是人的利己行为，经济自由选择，分散化决策，各种激励机制等。
总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在不同的“人”的假设上发展出来的完全不同的两套经济机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难度之大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空前的，像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程度极深、产业结构扭曲极为严重的国家尤其如此。例如，有些学者认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之大，打个比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先将全中国人民送到月球上，假以时日，直到我们将一切变革完毕，再接他们回来。”虽然这段话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市场经济过渡只是少数几个改革精英的事情，与人民大众无关，但却形象地道出了真情。
因此，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束缚了生产力，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造成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定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往外倒污水时，不能连同小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经济同样像一匹马，驯养好了，它是人类的一种工具；驯养不好，它仍是一匹野马，野马也是一种野兽。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我们当今要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比传统的市场经济有着明显优越性的市场经济。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们必须进一步突破一切过时的、教条的理论，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人民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困难的。例如，如果我们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评价资本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企业家（或厂商）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能正确评价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正确评价国家经济中发达国家的作用，等等，我们就不可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迈出有实质性意义的步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概念，它引发的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是相当深刻的。经济学家的天职就是为富国富民而进行研究。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两种巨大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正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跃进；从经济体制模式看，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经验也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事实上，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度，而是普通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第二节 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经济转型问题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同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均受到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影响了历史的经济绩效和路径选择问题的发生。
一、经济转型由自然历史过程向自觉选择过程的转变。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转型问题呢？笔者认为，所谓经济转型就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中实际上却是一个空白，而转型实践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现实问题，也使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均受到了严重挑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型问题的理解，主要包括下列几种说法：第一种是把转型理解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第二种是从生产力角度把转型理解为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第三种是指经济体制与社会形态转型的结合，一方面是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种是指从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即从传统的社会主义阶段回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五种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
上述五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无法囊括转型的全部内容和任务，从而需要我们更综合、全面、整体地审视转型，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转型实践，需要更为综合的理论概括。
中国转型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谓转型既是起点，又是过程，也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人们的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转型问题，实质上就是“双重转型”。
所谓“双重转型”有两层涵义：第一个层次是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任务至今并未完成，因此，从发展意义上来说就是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向较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即从农村的二元社会向城市的一元工业社会转型。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传统的封闭型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作用导致经济发展长期缓慢滞后的考虑，中国必须打破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机制，逐步建立现代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完成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快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的过程，这种体制转型本身包括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内容和任务。
可以说，将中国转型经济界定为“双重转型”，即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相统一的过程，实际上几乎涵盖了前述种种理解中的各种转型，并将那些单一的转型统一于这种双重转型的全过程，因而符合中国转型经济的实践和要求。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双重转型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从理论上讲，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构成生产关系的各种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的环节和方面，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如分配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变革的重点就是围绕所有制结构来进行。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就是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领域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民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质，也就是通过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在双重转型中，体制转型又更为关键。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质在于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最终建立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条件，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可见，中国转型经济的两大基本任务就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
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又有自身的特殊之处，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我们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转型实践也已初步表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探索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而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兼容和结合，关键又取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及其对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重要推动力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将会从单一的双重转型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多种转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全面的转型深化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所谓经济转型，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即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和更迭，如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向现代有调控的市场经济转型等等。尽管当时经济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等各种学派来论证这次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却基本上属于一个在经济危机逼迫下的自然历史进程，人们不能从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出发，进行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实践的结果和理论的论证，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各国经济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超越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长期以来被我们戴上耀眼的理论光环，却被实践蒙上越来越重的阴影，而被我们在理论上一再证伪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示出它在“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效率和活力。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试验。于是，计划的“坚冰”开始融化，市场调节开始引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计划经济国家终于走过了探索试验阶段，做出了各自的历史性选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成为最引世人关注的巨大潮流。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纷纷地从计划经济偏向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终于走出了计划经济本位论的樊笼，1992年宣布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如越南、古巴等国也开始了市场化进程。
二、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的制约条件。虽然经济转型国家的初始经济体制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它们的经济转型路径所依赖的条件仍然各有差异，没有一个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最佳路径或模式，各国必须依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掌握和运用制度变迁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选择成本最小化的经济转型路径。
影响各国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的初始性制约条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二是原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不同；三是政治体制与社会习惯的差别；四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些条件和差异制约着各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起步及其发展轨迹。为此，只有将转型路径选择的效益最大化原则与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潜能，使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保持良性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一致性，保证经济转型路径选择最终实现制度变迁的预期效益。
其一，各国经济转型路径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有的国家工业化程度较高，有的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两类国家经济转型的起步领域往往不同，后者首先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启动有力的经济改革，包括放弃农产品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产品的统购统销转为市场流通，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价格市场化，并且使农业生产单位改制转型，成为能够根据市场信号和国家调控信息进行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转型初期所推出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易于操作并迅速见效，使得在旧体制下被压抑的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得到释放，不仅使农业生产连年增长，农民收入明显提高，而且为城市经济的加速改革提供比较宽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许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路径轨迹的特点：“从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等等。
其二，原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的特点也对经济转型国家路径的优化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原苏联和中国都实行公有制经济，但两国仍有重大差别，苏联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改造，不仅在工业中几乎是国有制成分一统天下，而且在农业中也出现了集体制经济萎缩、国有制经济扩张的总趋势，集体农庄在农业商品产值中的比重。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少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生产单位。与苏联的情况不同，我国在经济改革前农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少，在工业、建筑业、商业等领域还保留着较多的集体经济。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我国可以在微观经济市场主体的建设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崛起和合伙制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起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大作用。而俄罗斯等一些独联体成员国却在转型开始时立即遇到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往往是一个或极少数几个巨型国有企业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州的经济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优势地位。因此当经济转型启动后，“大船难掉头”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最终导致整个城市和全国经济的下滑，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其三，影响各国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的还有政治体制、社会习惯等其他因素。原有政治体制的差别对经济转型路径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治体制中原有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有助于在转型期间实行一系列利益分配的过渡形式，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失中央政府的控制。原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在经济转型开始时同时实行“政治民主化”，使地方分散主义泛滥，严重制约着经济转型路径的优化选择。波兰、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与原苏联有些差别，前者在经济转型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党专政下的多党参与制。
因此在向议会多党制转型时，东欧国家比俄罗斯等独联体成员国较为平稳。所以，波兰、匈牙利等国在转型时期虽然执政党几经更迭，但经济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使经济转型路径呈现出较少的曲折。
经济体制既包括官方提供的正式规则，也含有许多历史形成的非正式因素。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当然要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社会习惯等特点的影响。同样的经济转型措施，往往在具有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习惯的国家产生不同的效果。大中型企业私有化的路径选择，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中的共同难题。
据一些东欧经济学家估算，要使国内居民积累起能买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有比较完善的国内证券市场使私有化的大中型企业具有必要的融资环境。但是同样的大私有化方案在各国的实施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原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公民普遍低价购证的证券私有化以及国内外私人投资的现金私有化，还有少量的企业归还原主，使私有化进展很快，操作过程也比较平稳，没有引起社会很大震荡。而在俄罗斯证券私有化过程弊端百出，遭到许多居民的反对，以致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被迫下台。这是与两国历史条件和居民习惯不同有密切关系的。
最后，选择经济转型的路径还必须考虑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各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局部的市场化改革，都离不开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然后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因此，我想我们不应仅仅从“大追寻”的丰硕成果中看看“热闹”，而是要更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想一想如何才能明确方向，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总之，各国经济转型路径的优化选择，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去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怪圈中解放出来。任何照搬某种理论模式，照抄别国的现成经验，往往最终导致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当然，各国的具体国情必须与经济转型路径优化选择的一般规律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节 东欧、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发展
当代世界充满着复杂错综的矛盾，正处在新的发展时代。对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政治剧变。紧接着这些国家和前苏联都正式宣布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过渡。从表面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政局剧变引起的。实际上，它是由来已久的一个发展结果，并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根源。
一、转型国家的概念。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转型国家共有28个，它们又被分为三组：一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二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组成的18个国家，具体包括原来属于苏联欧洲地区的6国以及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后的中东欧12个国家；三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国家组成的9个国家，包括原苏联亚洲部分的8个国家加上蒙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5月)在阐述国分类根据时指出，转型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其经济从中央管理体制叫市场原则为基础的体制过渡。在经济研究领域中，“转型国家经济”被作为新的经济范畴和研究领域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焦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开始的经济转型潮流，涉及国家范围之广泛和引起体制变革之深刻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转型国家所付代价之昂贵和所需要时间之长，是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料。即使在市场机制框架初步确立以后，仍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进一步发育和完善。既然“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暂过程，那么“转型国家的经济”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重要范畴。其次，这些国家的转型实践表明，制度变迁不可能在原有制度痕迹被全部抹掉的情况下建立起新制度。不仅转型过程本身要考虑原来的制度基础，而且转型后新体制也将或多或少地受到各国原有基础条件的影响而具有某些特点。转型国家经济既不同于转型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经济正在构成世界经济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最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是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开始进行的，而这些国家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的接轨，又将对世界经济和它的格局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转型国家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背景。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这些国家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改革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导致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东欧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由于不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过分依赖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使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难以控制，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而国外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证明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指导思想的失败。
第一种意见认为，东欧国家在政局发生剧烈变化之前就不坚持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这与事实是有出入的。众所周知，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仍然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调节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被认为经济改革步子迈得较大的匈牙利和波兰，虽然形式上取消了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但实际上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流通方面，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直接调节的比重。以波兰为例，在80年代中期，政府仍对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如煤、石油等实行集中的计划调拨。在消费品方面，粮食、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也绝大部分由国家统购统销。全国最重要的63类物资平衡表由国家计委编制和部长会议批准，113种重要物质平衡表由物资和燃料管理部还有两种由政府其他机构编制。至于由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在各类商品交易额中所占比重，在80年代甚至一度呈现上升趋势。如消费品和消费性劳务的交易额中，按固定价格成交的比重由1982年的35%上升到1986年的46%，其中食品由60%上升到65%；同期内，工业原材料、燃料收购价中固定价格所占比重由20%上升为35%，制成品价格由32%上升为34%。总的说来，政局剧变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由于过分依赖市场力量而使东欧经济改革遭受失败”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匈牙利、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60年代在经济改革方面迈出有力步伐之后，70年代在改革方向上普遍产生动摇和犹豫，使增强市场调节作用的步伐出现了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从而丧失了改革进步发展的有利时机。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战略上严重失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逐步暴露，两者相互交错，终于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国则在经济改革方面少有建树，长期坚持僵化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困难日益严重。失败和挫折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利用市场机制，才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改革目的。
第二种意见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70年代中期以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当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面前，一方面在市场形成和发育方面止步不前或收缩倒退，另一方面又没有着力于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却在各种形式下出台了许多对企业进行直接行政干预的措施，并使之制度化、长期化。这样，使矛盾越积越深，在政局突变之前已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波兰的经济改革进程。在60年代实行一些分散化措施后，波兰于1974年普遍推行“大经济组织”，即将通过水平式合并形成的联合企业作为独立的公司。经济权力从中央和企业两头集中到这一中间层次，企图通过对少数大单位的监督和控制实行集中的经济管理。尽管文件上规定这些联合企业将更多的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但是实际上由政府针对各个“大经济组织”规定许多不同的经济参数。这种过多的直接行政调控，歪曲了市场信号，使企业并不面向市场，依然面向上级，它们并不积极地从事市场调查和产品开发，却热衷于与政府有关部门在经济参数上讨价还价。不久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来临，波兰中央重申对经济的直接控制。80年代初期，由于全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动荡，政府在严峻的政治危机面前不得不采取了军事管制的做法，进而导致改革无法正常进行，并对每个产业部门实行运行计划体制，实际上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指令性计划调节。80年代后半期，随着军管的结束，执行运行计划体制的部门减少到3个，但对各个部门和企业仍维持高额比例的物质集中分配以及产品的政府合同定购。按波兰第一任团结工会政府财政部长巴尔采罗夫的估计1986年通过运行计划和政府定货等渠道，政府仍然介入约80%的生产资料交易。至于可以与市场机制相衔接并施加重大影响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则极为薄弱，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为了控制和缓解严重的通货膨胀，80年代波兰政府的主要措施是加强对价格的直接管制，使固定价格比重在80年代中期明显上升，但改革银行和财政体制无法实行有力的金融和财政紧缩政策。相反，波兰当局持续增发货币，结果直接的价格控制失败，通货膨胀率由80年代中期的双位数上升至80年代末期的三位数。
可见，波兰、匈牙利等国改革的失败，并不说明计划和市场结合的失败，只能说明这些国家暂时没有找到二者结合的正确路径。原苏联和东欧的教训表明，无论像原苏联那样试图在指令性计划体制框架中导入市场因素，还是像东欧国家那样试图用不配套的行政调节与不完善的市场机制相结合，都是不成功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模式。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实施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节，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三、转型方案的共同特点。政局剧变后，东欧各国政府开始执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尽管在具体步骤和措施上千差万别，但是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指导原则，不仅具有共同的目标模式，而且在基本措施方面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把价格放开作为经济转型的启动步骤，以价格自由化、市场化作为短期目标；二是把私有化视为经济转型的关键步骤，以形成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为中期目标；三是建立包括自由的金融体系和资金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四是进行财政税收、银行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宏观调节体系；五是对外经济关系市场化、西方化，“经互会”作为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推出历史舞台。
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方案实施以来，尽管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但是却付出了是非常沉重的代价。如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出现了经济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许多国家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一是转型方案中两个近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它们的近期计划目标，既要使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国民经济迅速“稳定化”，又要立即大踏步地实施经济“自由化”措施，那么这两个目标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因为要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由不稳定趋向稳定，通常要求在一定时期时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除了运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政策进行间接调节外，必须采取某些适当的直接行政手段才能在短期内奏效。当国民经济趋向稳定、重要比例关系比较平衡的时候，只有继续加快经济市场化的步伐，才能取得比较积极的效果。而在经济严重混乱的条件下立即大踏步地实行经济自由化和放开价格，势必冲击旨在“稳定化”的政府干预政策，使之不能充分达到预期的目标。
二是自由化、市场化措施与经济体制基础之间的矛盾。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曾经通过迅速地放开物价、货币逐步自由兑换等措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战争时期的管制经济向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过渡。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方案制定者不顾本国具体条件，企图采取同样办法来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结构性的抵触和矛盾。东欧国家采取“一步到位”的方法，立即使价格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但并未使市场机制“立即”发挥积极作用。价格自由化后，市场价格猛烈上涨，对于社会需求的膨胀起到了强制性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于社会供应却迟迟未能产生应有的激励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的运行机制尚未得到改造，它们对于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做出合乎社会要求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也没有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为企业调整生产提供所需的外部条件。相反，企业在价格自由化、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形势下措手不及，面对立即引进的市场激烈竞争，纷纷倒闭停产，造成生产下降，工人失业。
三是私有化目标与现存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制定的私有化规划，都从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小企业做起，许多国家已基本上完成了“小私有化”的任务。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大中型企业如何实现私有化，普遍遇到困难。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财产关系基础无法适应大型企业迅速私有化的要求。国内居民的财产基础不足，外国投资者对于进入原有大企业缺乏利益上的吸引力，“大私有化”的进度普遍缓慢，无法在规划要求的三、五年内完成私有化任务。俄罗斯、捷克等国为了避开居民财产不足的困难，加速私有化进程，实行向本国公民平均无偿分配或低价出售大企业股票的所谓“证券私有化”，效果也不理想。
四是对外经济关系西方化与原有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特点是，迅速使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实现价格市场化，立即使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挂钩，成为可兑换货币。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立即从国外引进市场机制”。为了使“引进的”市场信号能与国内经济相衔接，并进行顺利的运转，必须有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正常交易的本国产业部门和企业。因为在转型以前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东欧各国，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品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只有在国际市场价格进口的投入要素能够在本国生产部门和企业生产出按国际市场价格可以销售的产品，并获得必要的利润时，才能基本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才能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遗憾的是，东欧各国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大多是一些技术档次较低的重工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连年出现贸易逆差，加剧了转型过程的成本。俄罗斯的问题更为严重，被俄罗斯经济学家称为“崩溃式”的外贸和外汇自由化，已使俄罗斯经济严重对外依赖，造成长期经济衰退和危机。
五是经济转型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多数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在规划转型目标时，往往把“实行适当的社会保障计划”作为继“稳定化与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后的第三步目标，这种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分割，使转型过程中难免的失业部分居民利益损失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不能及时缓解，也使经济转型成本大大提高。
正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波兰经济学会主席萨多夫斯教授指出：“直到现在，我的看法也没有改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银行、法律、财政制度的建立需要逐步完成。有人认为实行“休克疗法”之后，经济在几个月之间就会走上正常，那是不可能的。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经济危机。尽管目前已接近于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激进的改革却导致了失业的大幅度增长和实际生活水平的降低。假如“休克疗法”的制定者考虑得更加周到一些，是可以减缓或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
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所所长休斯认为，“西方对东欧提出的建议是不切合实际的，不符合东欧的国家的国情。”他们没有实际经验，只有空头理论。他们硬把市场经济的最原始的模式强加给这些转型国家。当然，这些顾问们不会忘记，他们要优厚的报酬，而且这些报酬经常是靠从所谓给这些国家的援助中支付的。
四、转型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实践，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其他国家的经济市场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一半。
这是因为：一是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实现了价格市场化，使国家财政对价格的补贴大幅度下降，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这类补贴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转型前的12%—25%下降到1994年的不到5%，已与发达国家的比例大致相当；二是东欧各国的银行体制已由原来的单一银行体系改为二级银行体系，并且已经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三是在企业产权重组和经营机制转换方面也有很大进展。由于当前非国有企业在按市场规律经营方面明显优于国有企业。因此，人们往往用非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市场化的程度。1996年，波兰私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已上升为60%以上，捷克和匈牙利则高达70%—75%。罗马尼亚是经济转型比较缓慢的国家，1997年私有企业的产值也已占GDP的37%。在独联体成员国中采取渐进改革路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到1997年10月，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已占企业总数的86.5%，其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60%；四是财政体制实行了“利改税”的改革。“统收统支”的旧体制已被适应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所取代。中央银行成为“银行的银行”，与财税体制一起担负宏观经济调节的任务。五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所有转型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按市场经济要求放松或取消对国际贸易湘外汇支配的国家垄断，实现与国际市场的逐步接轨。
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千变万化。与90年代前期经济的大滑坡、严重通货膨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灾难性经济危机不同，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经济国家，也正在走出经济谷底，总体上进入了一个复苏和重组的新阶段。
首先，多数东欧国家经济已经走出谷底。1996年是一个转折性年份，该年转型国家总体上实现了0.6%的正增长。目前，除了长期遭受战乱的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些国家外，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经济已持续复苏或增长。独联体成员国中，情况比较复杂。俄罗斯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之后，才于2000年出现了下跌回升的征兆，乌克兰经济继续下降，危机深重，其他成员国也开始了经济复苏过程。其次，恶性通货膨胀逐渐缓解，宏观经济环境趋向稳定。在90年代前期不少国家通货膨胀年率曾经达到三位数甚至四位数，1998年已普遍降至双位数，捷克、克罗地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下降到10%以下。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是与它们持续执行财政紧缩政策有关，各国财政赤字占其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大大减轻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力。1998年，捷克和波兰均达到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总产值的3%；匈牙利的预算赤字较多，这一比重为4.8%。同时，由于出口增加和外资流入，许多转型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使本国货币日趋稳定，也有利于通货膨胀的缓解。最后，在一些相对领先的转型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率较高与失业率较高同时并存的现象，表明它们正深入进行企业重组和经济结构改造。波兰等国家的失业率在达到高峰后已开始缓慢回落。
尽管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转型国家仍然面临许多困难。（1）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许多转型国家财政赤字依然庞大，国际收支连年逆差，依靠外资流入维持经济运行，即使是相对先进的捷克、波兰和匈牙利，贸易逆差仍占各国国内总产值的4%左右，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条件下，对外资过分依赖，容易引起经济和金融动荡。（2）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滞后，大量设备已陈旧过时，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由于竞争能力不足使许多企业长期亏损。（3）技术结构严重落后。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前期经济长期下滑，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大部分设备急需更新。大量科技人员外流，不利于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技术改造。各国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也成为经济迅速复苏的阻碍因素。
总之，稳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是“自由化”的外部条件，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转型的迅速实现。我们可以从转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吸取重要教训之一就在于，任何试图绕开市场而实现社会改革，或者只是形式上承认市场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东欧等国的改革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光有市场力量的自由游戏，而没有国家有效宏观经济调控，会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按照P•萨缪尔森和V•诺尔得浩斯的话说，“市场和国家是经济良好运行的两个实质性的方面。管理现代经济若没有这两方面的存在就像一只手的鼓掌”。行政手段有时比较见效快，但它往往与建立市场机制背道而驰。转型国家仍然面临着深入改革和结构改造的艰巨任务。
第四节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
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基本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国企的经营机制通过放权让利和包括承包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调整，市场机制已在中国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等各个经济领域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及劳务的价格已经开始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到2004年末为止，全国10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彻底放开，目前中国市场调节价比重已经超过90%。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已经开始由行政性指令的直接控制转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调控，财税、金融、外汇、投资体制的新框架初步形成；农村经济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巩固、完善和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显示了吸收剩余劳动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对外开放、对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广泛开展，开放型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得到了稳步推进。
例如，早在1957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和巴塞尔•••S•耶梅在他们两人所撰写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制度结构的选择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深远的影响。与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资源市场配套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与那些自由被限制和剥夺的社会相比，其增长率是后者的3倍，其效率是后者的2.5倍。”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也就是说经济理论仅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偏好是解释不了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必须要有第四大柱石即制度，有了某种制度安排，就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正如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题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系列研究报告的第一篇中就总结到：“中国故事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总体的经济转型”。总的来讲，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即进行经济转型是目前中国所处的经济改革阶段。
一、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的历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体制主要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显著变化：
（1）从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一种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大部分商品处于短缺状态。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的6.1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年平均增长速度仍高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6.1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与1989年相比，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由第八位跃居世界第6位，超过了加拿大和意大利，仅次于德国和英国，与前两位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1989年我国GDP 仅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8.2%、15.1%、37.9%、53.3%和45.6%，到2004年，除与美国、日本差距仍较大外，已分别变成德国、英国和法国的79%、89%、95%。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间之长，幅度之高，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平均每年增长8.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效益改善的基础上，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达233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5%。经过20多年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上绝大部分商品供应充足，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中国经济从供给导向的经济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截至2004年，谷物、棉花、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等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茶叶居第二位、甘蔗居第三位、大豆居第四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奶类生产由1989年的世界第18位提高到第3位反映了十几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积极变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截至2004年，彩色电视机、煤、水泥、化肥、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居第二位，其中钢和发电量在1989年分别居世界第四位，这两种产品位次的变化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变化。
（2）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化。2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中国大开了国门，打开了对外的窗口，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性市场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在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1117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年进一步增加到8098亿美元，1979－2004年平均增速达18.0%。在世界上的排位，1978年为第25位，1989年上升到第14位，2004年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列第6位。其中商品进口额1978年为109亿美元，列世界第21位，1989年增长到591亿美元，列世界第13位，到2004年又增加到2436亿美元，列世界第6位。200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为497亿美元，1989－2004年累计达3814亿美元，是1979－1988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21亿美元的32倍；外商投资的平均项目规模由80年代初的120万美元，90年代初期的130多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00多万美元。外商投资领域逐步拓宽，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从农业、工业、交通、饮食娱乐业等领域向邮电通信、商品零售、金融保险拓展。境外大公司、大财团来华投资增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约400家在华投资。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56亿美元，2004年迅速增加到2122亿美元，在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二位。2004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彻底告别了传统的封闭和半封闭的模式，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3）从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换。传统中国人难以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吃饭穿衣的问题，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农村居民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34元，1989年突破600元，达到602元，1997年超过2000元，2004年达到4500元，1979－2004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7.3%。农民收入水平实现温饱有余，部分地区已实现小康。从城镇居民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7.1%，比1979－1989年5.6%的年均增长率高出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与此同时，贫困人口也大量减少。到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仅剩2900多万，比1978年减少2亿2000多万，比1989年减少7000多万。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比重）逐年下降，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从农村居民看，1978年恩格尔系数高达67.7%，还处在贫困阶段，1989年降至54.8%，由贫困转向温饱，2004年则进一步降至47.7%，开始步入小康。从城镇居民看，1978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7.5%，仅能维持温饱，1989年略降到54.5%，仍在温饱上徘徊，进入90年代，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1994年首次跌破50%大关，开始进入小康，2004年降到37.9%，由小康转向富裕，市场商品丰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0.6%。从上面的数字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但这只是量的变化，在质上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个目标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完成。最基本的理由是，中国至今没有真正具备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良好完善的宪法和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另一个是具有“硬约束”的破产机制。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国家可以失去其物质财富，但只要人力资本和制度健在，就很容易恢复，战后德日的迅速重新崛起即是一例。因此好的制度是财富不断的源泉，迄今为止，中国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制度上的进步，尽管还没有完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但制度变迁已然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就先于实现民主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几国中，中国又有其唯一特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整个转型期（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西方学者马丁·雷塞则将中国经济的成就归功于良好的内部环境，80年代中国的形势稳定，有国内储蓄的支持，在利用西方市场和技术方面远远强于东欧，改革开始时的经济结构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高度工业化的东欧。
英国经济学家麦克米兰和诺顿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他们认为，市场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而这种惯例和规则不仅需要设计，更要发育和生存，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则不同意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说法。他认为，一切正相反，中国改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当代世界实践中最自由、最激进的。中国改革者最大限度地缩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减少补贴，推行审慎的金融政策，始终不渝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从而保证了经济出现罕见的增长。他说：“我们伟大的邻国的无比宝贵的经验清楚表明，只有推行非常自由的经济政策，才能弥补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日益扩大的差距。”
总之，中国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9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 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 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联、东欧剧变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改革的呼声再度兴起，不论“姓社姓资” 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便开始盛行起来。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没有迈过壕沟就摔倒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说成是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开始就搞得是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直到十五大以后，中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直接指向了国有企业等“存量”，于是上述各种说法逐渐衰落，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有人把俄越改革作为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价就涨价，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就降，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则提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就如同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样。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法学理论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
因此，如果说2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20余年来中国改革都是有经验的。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人企业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 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 ，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渐进” ，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于城市体制，也相 对苏联、东欧的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一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二、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警世之言。中国在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尽管与处于负增长边缘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转型国家相比，在统计数字上具有9.5%的增长率似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奢靡之风大肆抬头。腐败目前已是“过街老鼠”，腐败未除，时下又多了一大害，这就是势头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奢靡是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腐朽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子，仅一字之差，岂可熟视无睹。“奢靡之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它不仅直接危害着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而且威胁着现代人类文明和进步。现在它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散。
虽然说今日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总额也雄居世界第3位，凭着9.5%的增长速度，已经进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但是，在“与国际接轨”的一片叫嚷中，奢靡之风吹遍神州大地，目前正以几何级数速度继续蔓延。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宾馆越来越升级，兴建成风，公款吃喝成风，送往迎来设宴，逢会必吃，美味佳肴中外名酒应有尽有。2004年仅餐饮业的营业额就达到了5000多亿元，深令法国老板自叹：“法国人太穷啊！”然而，再看看现实中国的另一面，却反差之大令每个爱国志士无不为之忧虑。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7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CDP的1/5。
然而，离开灯红酒绿繁华喧嚣的街区，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脱去华丽外衣的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奢靡之风大行其道，显然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例如，陕西一位寇副县长因为不同意女儿与农家小伙谈恋爱，在小两口领取结婚证出走后，授意县公安局抓来男方父母，将农家老汉殴打致死。奢靡之风的泛滥，不仅为腐败分子骄奢淫逸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成为他们侵吞公共财富、巧取豪夺人民血汗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城乡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形成两股不同类型的失业高潮。“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永恒法则。不管在哪个社会中，失业的代价都是高昂的。失业导致了部分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使生产规模缩小，经济成长放慢，政府税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失业使人们的收入减少，令失业者遭受贫困和精神痛苦。同时，过高的失业率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进而产生其他的社会问题。而从整个经济看，失业在经济上的最大代价就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因而当今世界各国的历届政府，无不把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是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难题。据估算，农村至少有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3000多万人。安置待业人口，除了开辟就业门路，提供就业岗位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投资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方面，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将有约3000万冗员下岗进入再就业大军。另一方面，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产业结构提升，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下降，从而加大就业的压力。城乡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形成两股不同类型的失业高潮。特别是我国入世以来，近期由于外来竞争的冲击，今年城镇失业人口将可能增加400万人。2004年末，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失业人员已达到2000万人。就业形势的严峻还表现在农村潜在失业和流动性失业上升。首先是进城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据估算，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大体上稳定在7000多万人的规模上。近几年由于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工就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地方政府对使用农民工设置种种限制，某些工种或行业甚至禁止雇佣农民工。其次，关闭“五小工厂”整顿乡镇企业，导致农村非农产业中大量员工返回田间，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再次，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口将可能导致农村减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为此，把缓解失业问题作为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加深了潜伏的财政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全面“过热”。持续数年的二位数超高速增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节节攀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给经济降温，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并且取得了遏制经济逐年下滑的效应，使CDP年增幅在7%—8%之间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许多隐患。—是导致财政赤字成倍增长，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4年度财政赤字竟然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上1.1%，中央财政则高达50.2%。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现在的强度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使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导致整体财政崩溃。二是近几年税收以超出CDP年增幅1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得以继续。但是采用自上而下的下达税收指标的办法来强化税收征管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办法并没有增加财源，反而由于征税过头加重了企业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不仅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作茧自缚，而且为其日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三是基层政府财政日益枯竭。县、乡两级政府的经济和财政近几年已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财源匮乏，赤字和债务剧增。四是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测算，在未来30年约达7.6万亿元。这些债务迟早要偿付，而且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对政府财政的巨大支付压力，迅速提高财政的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支付危机。
（四）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在目前我国金融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风险越来越大，不安全性因素越积越多，金融发展与安全性的矛盾也日益明显。一方面资金供给制尚未真正打破，政府仍然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形成了“企业困难——政府出面——银行解决”的套路。目前的困难在于，国有企业总体上并未摆脱亏损和低效的状况，内源融资严重不足，满足资金需求主要以来外源融资，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但又达不到市场性外源融资的要求，于是只能求助于政府；而政府目前的财力难以直接向国有企业注资，只好通过银行系统来解决。既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又要化解和防范自身的金融风险，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连续8次降低存货款利息，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尽管经过近几年努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把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仍然距中央银行所规定的15%目标相差甚远。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水平的降低，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严重受损，势必导致化解风险能力的减弱，不仅加重了银行的风险集中度，而且无法利用市场融资的机制提升企业绩效，更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金融业运作的基本原理，加大了金融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行扩张性的贷币政策，势必会火上浇油。这于对货币当局来说，无疑将是两难的抉择。
（五）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把是否合理分担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20余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高增长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的普遍贫困已经不复存在。1978—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6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21.7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长18.97倍。但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继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仅为0.282，到2004年就变成了0.498，13年增长1.77倍。这说明中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承受能力。二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4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4倍。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距。三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由于各行业收入增幅和工资收入标准拉开档次，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4年又上升到2.63：1。与1990年相比,2004年房地产业收入增长470%，金融保险业收入增长542%，采掘业收入增长206%。四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由失业者、无保时足额领取退休金、退休金低于温饱线、“老少边穷”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或伤残者组成。据统计,目前中国贫困人口已经高达3000多万人，这就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五是出现了一个靠发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富群体。他们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钻体制和法律规章的空子，通过进行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大搞“圈地”运动，聚敛财富。这说明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是极为不公的，贫富分化正在加剧，已经或正在演化成为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全部转嫁到广大工农群众的身上，进而失去广大基本群众的支持。
（六）农村深化改革和发展举步维艰，农民近期增收苦于无门，已成为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我国是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三农”状况如何，是制约社会经济全局的头等大事。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从农村起步，并且正确地按照生产力性质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不仅避免了社会震荡，而且实现了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效果。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改革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粮食供给短缺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和发展应当围绕这个主题做文章。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首要问题。
出现上述问题和不足的原因很多，除了旧体制的弊端以外，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种种惯性也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一般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下到上、从小到大、从易到难逐步展开的，出现发展不平衡，有快有慢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有快的方法只能是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前不久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各方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重点以及方法，都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我们力争再经过10到20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20年经济再翻两番，人民生活全面达到小康生活的宏伟任务。
总之，中国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前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并且改革推进往往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构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大多与部门或团体利益有关，因而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
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广泛的社会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和客观的现实要求，以形成良性的利益调节机制。可以说，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是今后改革得以健康推进的前提。为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时，一定要看到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利益分化和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防止改革可能带来的新的失衡，防止“新瓶装旧酒”甚至局部的暂时的体制复归。同时也要看到，新体制力量的成长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的不断强化将对宏观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并且成为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