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缘起与边界约束——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笔者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坚持做个科学个体户不行吗？科学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一个合适的科学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好像都了解一些，可是一旦深入追问下去，我们又觉得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科学共同体的话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至今它仍处于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
今天我们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大多来自两条进路：科学社会学进路和科学哲学进路。前者就组成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的社会特征与结构进行分析，这里比较典型的是克兰撰写的《无形学院》，其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默顿在其成名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有初步的涉及。后一条进路则注重强调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定性，换言之，不是什么人集合在一起就能自称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体有很多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是按行业来划分。科学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以科学为业者的思想团体，它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定是要求这群人必须分享共同的范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主要体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而且在1969年再版后记中，库恩特别强调了所谓“范式”更多的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由于范式概念的歧义性，我们对科学共同体的了解还不是很清晰，不过构成范式的基本要素的确是对科学共同体与非科学共同体进行划分的一个不错的划界标准，即便不是泾渭分明的，却也是很有实用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科学社会学进路还是从科学哲学进路对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剖析，都是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学院内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科学共同体回到生活世界就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因为如果公众无法准确理解科学共同体的内涵与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公众在市场中完全可以用脚来投票，拒绝对共同体的支持与资助，从而使科学共同体在大科学时代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基于这种考量，笔者力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这个问题，尝试解决如下两个疑问：首先，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其次，科学共同体的边界约束在哪里？亦即一个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才比较适合科学发展的实际？
众所周知，科学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学者们研究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出现在十六世纪的欧洲，最初以各种科学学院和松散的协会的形式存在。它经历了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演进到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漫长历程，如时下的各种建制化的研究机构与学会等。那么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科学的起点处，为什么在科学的萌芽状态没有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只是“科学的个体户”？因为那时科学规模很小，制造与生产的成本都比较低，这种条件决定了作为个体还是能够承担从事科学的费用的，甚至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并通过演示，还能获得一些意外收益与资助，这样个体作坊式的科学完全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当科学规模逐渐加大的时候，一个人来单独承担科学的运行所需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已经逐渐成为很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有一些具有相同兴趣的人一起来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这个小群体的存在还有这样的好处：可以共同分担科学的任务，同时这个群体还承担了彼此之间成果的鉴别与评判，间接地实现了科学研究结果的证实与承认的工作。通过这个群体的传播，科学得以快速进入社会生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那么，没有这个群体行吗？显然不行，因为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全部承担与胜任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科学的需求是巨大的，换言之，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科学是稀缺的，因而在市场上也是昂贵的，从事科学也可以成为谋生的职业，这种状况直接促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以此缓解科学成果的供需平衡。基于这种时代要求，科学发展本身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共同体内部来说，随着共同体的出现与扩大，这个群体无形中提供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机制，由于成员之间知识的互补特性，导致小范围内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现象，从而提高了科学成果的生产率，间接地解决了科学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而逐步实现社会对科学的供需平衡。从微观上说，这个小圈子不但能够相互激发与激励，同时还能通过合作完成科学提出的更大的问题，这个过程是自生自发秩序导致的结果。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非正式的制度形式由于符合经济原则，逐渐被正式的建制化的制度安排所固定下来。这个最初的研究圈子人数不是很多，但大多是志同道合者，他们相互提供支持、分担任务，实现了研究成果的鉴别与推广。这样就加速了科学的发展，所以哲学家怀特海曾写过一本书《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年），他大体上把科学的兴起界定为从十六世纪算起，而十六世纪也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兴起的年代，它对科学的需求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十六世纪才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出现。
影响共同体结构与边界的约束条件很多，如文化、交通、通信以及成员间的空间上的地理位置等都影响共同体的规模与结构。为什么在西欧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匀、文化背景趋同，科学发展水平梯度不是很大、相距的地理位置比较近，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存在的空间边界条件，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进行科学交流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科学共同体的产生与存在极大地降低了科学交流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把西欧科学共同体出现的这些条件还原成经济因素就是：相距比较近，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能够充分节约交通成本；文化背景趋同能够减少交流时的认同与理解成本。这些因素在古代是非常现实和重要的，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共同体的空间边界。就是在今天，由于昂贵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阻碍我们把共同体扩大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比如我们无法快速有效地与国外同行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关键障碍就在于这些大量的交易费用的存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交易费用正在逐渐减少，比如电子邮件就是很便宜的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即便如此，共同体的规模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它不会无限扩大，因为随着规模的扩大，维持共同体存在费用会直线上升，导致庞大的科技共同体的存在是极度不经济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规模结构的边界约束条件？
笔者认为，影响共同体规模结构的关键约束条件是：共同体的边际收益必须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换言之，一个共同体只有处在边际收益大于等于边际成本时，它的存在才是符合经济原则的，而正是这点决定了共同体规模结构的边界条件。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什么是共同体的边际收益？假设共同体的收益函数用R=F（x），当共同体成员作为自变量由X变为X+ΔX时，因变量则由R变为R+ΔR，ΔR/ΔX即为边际收益（MR），简单地说，就是增加一个成员，给共同体带来的收益增量。同理，共同体每增加一个新成员，则相应的成本也增加，这就是边际成本（MC），只有当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时，共同体的规模结构才能发挥最大的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正是这个条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规模结构的边界约束。从这个约束条件还可以推论出三个有趣现象：其一，名义共同体与实际共同体。名义共同体是不需要个人考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它的规模可以很庞大，比如全国性的各类学会就是这个性质的共同体（实际上名义共同体也是受这个约束条件制约的，只不过国家出钱个人不关注而已），名义共同体对科学的推动是间接的。实际共同体的规模是严格受到这个约束条件制约的，比如一个实验室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等都是遵从这个约束条件的，所以实际共同体的规模都是很小的，而它对科学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其二，在信息化时代，实际共同体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但这种扩大在路径上严格遵循这个约束条件。在小科学时代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规模大约维持在20~30之间（库恩也持这种观点），大科学时代，由于限制传统科学共同体规模的各种制约条件的消失以及相关成本的降低，再加上社会对科学投入的大幅度增加，直接促成了科学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信息化时代的“时空压缩”效应，直接促成了交流与沟通成本的降低。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到美国去与同行交流和学习，坐船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个成本是惊人的，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而如今可以坐飞机、发电子邮件等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它提供了共同体边界扩大的潜在可能性。那么，现代的科学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为宜呢？这是一个不好枉加推测的问题，笔者冒昧地认为科学共同体的上限基本上限定在一个二级学科的范围之内（三级学科更可取），所以，这里可以看出第三个推论：共同体规模收敛的条件，即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沉没成本在逐渐增加。换言之，当前要进入某一个学科的核心科学共同体的门槛在逐渐抬高，相应地制约了共同体规模潜在扩张的趋势，这也印证了共同体的边界是有限制的。科学界是分层非常明显的社会，向上流动的阻力逐渐加大抑制了扩张的冲动。试想当下一名博士毕业生要马上进入一个核心科学共同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知道通常一名博士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从小学到博士毕业是要付出22年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的。通向塔尖的道路是漫长的、甚至曲折的。科学共同体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时刻敞开的，不过要真正进入还是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的。（陈玉荣）。
注：本文是最近笔者读了一些著作之后有感而发的，如如需要与笔者联系，可通过下列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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