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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沿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跨国公司与中国选择

当前，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正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正如政府、学界和实业界所言，符号经济已经冲击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运行机制，而且危机的扩散效应正在进一步蔓延。跨国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此，社会各界就跨国公司受到的影响、未来的动向以及中国方面对此的反应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给予了广泛关注。

一、金融危机下的跨国公司表现

　　2008年，对于金融危机阴霾笼罩下的跨国公司来说，必将成为艰难的一年。作为实体经济中的主导，已深刻感受到了危机的破坏力，表现在：（1）在战略上，公司主动采取裁员，缩减支出，合并机构，减少或撤回投资。（2）在财务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跨国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导致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风险更加敏感，银行惜贷，资本市场不愿意为企业提供融资，使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困窘。（3）市场方面表现很不乐观，销售下滑，库存增加，运营成本提高。（4）积极寻求政府援助和救济，一方面政府担心注资对企业的业绩提升不明显从而陷入危机漩涡中，另一方面，政府注资会导致政府持股比率上升，政府贷款和紧急融资使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干预和监管力度加大。

　　面对危机，裁员是企业应对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典型的收缩行为，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长期看，属于“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其实真正的治本方案应该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升级等。

　　公司裁员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减少了人力支出，因为人力支出在跨国公司非利息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裁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支出。另一方面裁员增加了公司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也导致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攀升。多数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发达国家）对员工的权益保障非常到位，要支付巨额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裁员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抵消。

　　从国际化视角看，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裁员时，为了实现效率最优，在母国和发达国家少裁一些，在员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多裁一些，这也是利用政策的不同进行的套利。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中国市场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战略重地有着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日益开放的中国逐渐走向了更为广泛的全球合作框架之中，与世界经济形势息息相关，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在中国经济体的运行当中。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改革开放渐进性考虑，在市场经济体系的某些层面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性举措。也正是这种两面性，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的经济金融已与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

　　跨国公司肯定会利用东道国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实现资本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看到中国市场更多开放性一面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总部资金获得情况将影响在华子公司，迫使其从华撤资。而看到中国市场一定程度封闭性一面的人则认为中国将会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各跨国公司会因此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个人认为，大规模的从华撤资问题应该不会很严重。

　　目前，美国三大汽车业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大幅的市场销量下滑，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不管如何看待该产业的传统性，不论形式或程度的经济危机，它们都受到了特别“关照”。.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销售不畅等问题由来已久，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他们的财务困境，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状况必将带来全球汽车产业新一轮的并购和重新洗牌，从而影响他们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策略。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寻求兼并收购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的机遇，从而掀起新的并购潮。

三、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

　　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企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考验：中国人寿（601628行情,爱股,主力动向）因为两次拒绝投资美国AIG而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风险；中国平安（601318行情,爱股,主力动向）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比利时富通的资产成为缠身的梦魇。那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如何选择，注意哪些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性分析，以安全保值作为投资战略的底线；二是需要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目前有些人提出将投资目标的重心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风暴中心关联性不大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地区，但这一想法不具有可行性，原因主要在于：第一，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二，即使中东和非洲也不见得有投资价值，因为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很差，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应该说，全球投资格局还是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为主，国际投资对制度和投资者权益最为敏感。

　　当前，中国的贸易格局是两个“三分之二”，即三分之二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三分之二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民工最主要的就业渠道。外资企业把中国国际贸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本身就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在东莞樟木头两家工厂的倒闭就是例证。

　　在面临的新挑战下，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提出三点应对建议：（1）开源节流，增加收入，缩减支出和投资；（2）增加现金持有和现金储备，作为“过冬”的粮食；（3）减少产量和产品库存。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抓住与挑战并存的机遇，填补已倒闭企业腾出来的市场缝隙，扩大本企业市场竞争力。

四、中国政府如何应对？

　　显然，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政策导向无疑成为了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风向标，甚至会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华盛顿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国家主席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讲话。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应该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认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讲话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态度，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

　　现在最大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大量进入中国，而现在人民币汇率处于盘整状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已表态，人民币有贬值的可能性，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很可能从中国撤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可能发生的外资撤离，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中国现在金融资产市值占GDP的比重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游资撤出会加剧中国股价和房价的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导致国内消费的减少，不利于扩大内需。

　　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金融危机也蕴藏着机遇，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有所作为，在短期内需要加强对外投资行为的规范和监管，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国对外投资有一些是假投资。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的老总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刘（Laurence Lau）和杨格（Alwyn Young）的观点比较推崇，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不是传统经济和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不断提高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刺激了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东亚经济增速将会渐缓。基于此，我们更应该理性对待金融危机，在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现象是正常的，它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公平竞争建设是一种重要调节机制。中国企业需要加快进行产品和市场结构调整，坚强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要增强信心，在挑战中把握机遇，实现突破性发展（陈玉荣,chenyurong_2008@163.com）。

08-12-20 01:18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135)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跨国公司未来战略：中国市场的五大挑战

跨国公司不是慈祥家，也不是吸血鬼，他们只想盈利，仅此而已。早在1998年《哈佛商业评论》就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扩张主义与大规模的并购已经终结，它们要想进一步开拓这个市场，必须回答哪些是中产阶级，那些业务模式能够满足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哪种商业组合可以扩大商业机会，哪些合作伙伴能够增加跨国公司对当地的了解等问题。

　　可以肯定，经过20多年市场洗礼，未来的中国市场的竞争局将比现在更加错综复杂，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形势也会随着中国高速发展而变化。中国企业的逐渐成熟与长大也将使这些跨国局部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500强公司迅速制定系统的中国战略：一方面在中国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成功地整合中国的资源与生产成本优势在中国进行低成本生产将产品销售到全球。

　　要成功的完成这些战略，跨国公司需要系统的在战略层面上处理好以下几问题。

　　独资是其第一位的。跨国只有完成独资改造，才能提高投资公司的收益，也才能从机制上根本改善投资公司的运营效率。只有完成独资的时候，跨国公司才能够将其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与经验拿到中国市场分享，才会将其更高端的产品与生产制造技术转移过来，并采取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技术进行无障碍保护。如果要完成整个独资化的改造，将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相当多的谈判。从这个角度来说，跨国公司中国的独资化的进程是相当漫长的，也将是未来跨国公司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收购与兼并也将成为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性方向。此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并购中国的主要国有企业，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在这一阶段是才刚刚适应中国市场，并力求巩固中国市场。当时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出现跨国公司可以并购大型国有战略性公司的相关规定，还属于禁区。但未来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将具有较多收购和兼并的机会。

　　中国本土化的融资能力也是这些跨国公司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跨国公司经过前期初步市场运作、本土化策略之后，试图进入资本市场更是它们多年来一直期盼的目标。通过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运作将使跨国家电公司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也是在未来中国市场进一步本土化的最重要的一步。一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银行贷款、企业包装上市等金融领域都受到较大的制约。伴随着中国后WTO时代的进程、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家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与内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相关的商业原则，可以从国内外银行获得贷款、上市进行融资，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而目前情况下，更多跨国公司看重于上市的"壳"资源。近期证监会、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新的政策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扫平了政策上的障碍，把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取发展的瓶颈--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融资扩张予以突破。

　　跨国公司未来成功的另一要素是掌控高级的分销系统。在未来，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比较现代化的大规模零售商，产品通过他们销售；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传统的批发商进行销售，在未来五年，如何有效地管理分销系统，将是成功的关键。

　　采购也是跨国公司战略改变的重要一环。它将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成本，然后在中国内部的市场上销售。在未来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采购将进一步增强：一部分没有设立采购中心的将设立采购中心，另一部分已经设立采购中心的将加速其采购规模和效率。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家电业务形成规模后，国内家电企业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中所扮演的"生产基地"的角色将会愈加明显，也必将对中国各个产业的竞争进程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最后，合理的组织结构也是决定跨国公司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未来五年，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和过去五年差异很大，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有一套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在中国的运营和在当地展开竞争，他们的母公司的采购部门或是业务部门也许在美国、欧洲或日本，这些全球采购或业务部门跟中国是密切相关的，但他们的位置离中国非常远。中国的业务部门需要更多的全球采购部门沟通，帮助中国以外的厂在中国采购零件。这就需要在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横向区域结构将比纵向产品结构在组织架构里更加重要。目前很多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方面向美欧的业务总部汇报，另一方面向中国当地总部汇报，形成双重汇报的结构。而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他们可能越来越多地只向中国业务总部汇报，这个趋势会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将更高层经理人员派到中国来担任负责人而加强。很多公司把亚太总部移到中国来，也会使中国业务总部的权力越来越大。它们今后可能更多地独立决策，不需要欧洲或美国总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具有13亿人口的、并在逐步向周边市场辐射的极具有示范意义的市场，跨国公司从未停止过怀着爱恨交织的心情所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跨国公司今天和未来的战略调整，目的也都是为了在这样一个市场有所为，因为它们笃信"得中国者得世界".让我们以"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与这些跨国公司们共勉（陈玉荣）。如需要笔者联系，可通过下列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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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19 17:05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138)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论奥运会的经济效应

论奥运会的经济效应

奥运经济，顾名思义，是奥运带来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由于奥运会的商业炒作所引发的经济行为，由此为举办城市带来极其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使得当今奥运会主办地成为世界各地区和城市角逐的焦点。
    奥运经济已经成为近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各个国家都十分热衷于奥运会的举办，不仅仅因为人们对体育的狂热喜好，奥运会带来的国际的口碑、经济效应、公益设施改善等等利益也使得各国对奥运的申办趋之若鹜。
    一、奥运经济的分类。从以往举办城市的历史实践看，奥运经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注意经济。注意经济是由注意力资源的相对集中而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的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经济现象，特别是与奥运经济关系密切的旅游会展业、文化体育产业、房地产业、商业餐饮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邮政电信业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奥运会举办期间汇聚于一个国家，既观看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又领略当地的风土民情，而当地也能在推销自己特色的同时赚进大笔的外汇，可谓是双赢的局面。
     2. 品牌经济。通过良好的运作通常能造就出一批驰名的产品和企业品牌。奥运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众所周知的影响成为一种无形而极具影响力的商标。在奥运的商标下，普通的布娃娃成为了吉祥物，质量上乘的体育用品成为了奥运专用惟一指定产品等等。这些商品有的趁一时之风盛行，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品牌产品。一份关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对旅游商品偏好的调查研究显示，被调查者并没有对汉城奥运会的专门主体商品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是对韩国传统商品抱有很大的兴趣。在北京国际大运会期间，游客购买的商品也集中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品，如中国式的旗袍、中国结、丝绸制品、玩具和文化衫等。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开发的“金牌邮票”也成为各地旅客的抢手货。
     3. 借势经济。奥运会的举办将对所在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从而起到一种加速器或催化剂的作用。从奥运会筹办开始，规划、设计、建造、使用，每个环节都牵涉到地质、建筑、土木、营销等等多个行业，经济因需求扩大而活跃异常，奥运给许多地方的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汉城奥运会为服务业提供了16万个就业岗位，为制造业提供了5万个就业岗位，为建筑业提供了8万个就业岗位，共计增加就业岗位近30万个。悉尼奥运会筹备期间增加了15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按北京承办奥运会新增投资1000亿元，且每10万元投资能新增一个就业岗位计算，则这次奥运会将产生100万个就业机会。并且，增加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房地产业、环保业、电子仪器业、文化体育业、旅游业、信息服务业等，以第三产业为主。
    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七到十年）和一定区域范围内所发生的，凡是与奥运会举办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当我们用经济效果来评价时，就可以称之为奥运经济。
     二、奥运经济的特征。奥运经济突出表现为三大效应：
     1. 聚合效应。借助奥运，在一定时间段内聚集各种生产要素，大量的技术、资金、人才会向这里凝聚，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果, 如：洛杉矶运动会盈余2．2亿美元，汉城奥运会盈余4．97亿美元，而巴塞罗那奥运会仅盈余0．4亿美元。但奥运会给巴塞罗那带来26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创造了2万多个经常就业机会，使这座城市从欧洲的一个中等城市一跃成为欧洲第七大城市。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盈余也只有1000万美元，但通过奥运会产生了不用政府投资而创造了约10万个就业机会，并赚了4亿美元。
     2. 裂变效应。在特定条件下使原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释放出新的力量。举办奥运会，经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飞速发展起来，GDP在很短的时间内翻番。2002年5月北京提出2008年实现人均GDP 6000美元，这比原定的计划提前两年完成。根据奥运的投资和贡献至少在2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投资和消费需求将各拉动1个百分点（而近来北京投资需求对GDP的弹性系数为0．4消费需求对GDP的弹性系数为0．6），首都经济年均递增11．5%以上是有可能的。一些专家认为，北京GDP年均递增将达到13%。
     3. 辐射效应。主要是从举办城市中心点辐射出强大的市场和经济能量，北京举办奥运会可能对天津、青岛、河北、甚至是澳门、香港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奥运工程建设及采购市场规模庞大，涉及材料、工程、设备、装饰家具等多个领域。在雅典奥运会时，中国浙江大峰实业公司生产的座椅，成功打入该市场，获得2000多万元的工程项目。在悉尼奥运会时，江苏一家座椅也成功打入悉尼奥运市场。而到2008年北京奥运，各比赛项目均有1．7亿美元的器材需采购，这无疑给中国企业一个很大的商机。
    2008年，雅典奥运会火炬将传到北京。这是奥林匹克圣火第一次在中国大地燃烧。这是第一次已经形成和即将形成北京奥运经济的巨大市场商机充分地向世人展现出来。
    我们不仅要把最好的北京展示在世人前面，同时也应该抓住难得的良机搞好建设。要通过体育竞赛、体育活动来塑造我们社会楷模，提高国人素质，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提供最好的劳动力，为我们社会与国家走向繁荣之路创造良好的环境（陈玉荣）。如想与笔者联系，可通过下列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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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07 20:32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116)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也论“绿色”与“绿色经济”

也论“绿色”与“绿色经济”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开始逐渐关注生态和“绿色”,各种绿色产品、绿色企业、绿色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绿色”展开广泛的研究。由于这一领域的生产与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所以当前市场上出现的绿色产品良莠不齐,大部分是在完全不理解何为“绿色”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润而给产品随意贴上“绿色”标签的。如此情况如不加以严格规范,将会严重阻碍真正绿色产品的市场拓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绿色”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对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求对“绿色”予以正确定位,并真正发挥其市场优势。
一、从“绿色劳动”说开去。2004年第4期《探索与争鸣》发表了石云先生《推行绿色劳动的紧迫性和可行性》一文,作者详细阐述了绿色劳动的内涵及其与传统劳动保护的异同性,同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推行绿色劳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域,那就是劳动过程中的健康与安全问题,作者认为“绿色劳动是指劳动条件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劳动过程无害劳动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劳动”,它和传统劳动保护“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是对劳动安全卫生的形象表述”。笔者觉得作者所描述的绿色劳动更接近于劳动保护的概念,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劳动应该是生产“绿色”的劳动,而不仅仅是劳动过程的绿色。简单的例子,一个劳动者在参与制造高铅汽油或含氟冰箱,即使其工作环境是多么的“绿色”,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在提供绿色劳动。也就是说,绿色劳动应该是指劳动行为本身和结果都是“绿色”的,而非这样的劳动对参与劳动的人是“绿色”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绿色”?

一般意义上认为,“绿色”是对生命、环保和节能的形象表述,而真正将“绿色”作为一种概念或术语来使用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环境运动,当时提出“深绿色”这一概念,是藉以与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基调的“浅绿色”概念加以区分。当时的环境主义者认为,“深绿色”的环境观念重在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弘扬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积极态度,而“浅绿色”则是关注于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揭示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常常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从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多地将“深绿色”理解为“绿色”的真正含义,认为“绿色”是用来表述一种行为、物品或制度以及该行为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该物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或该制度的实施,会有利于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经济效率的双赢。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生命周期理论(LCA)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环境学对于“绿色”的理解和认识,开始更强调对“绿色”程度的判定,培育一种全程性的、从“摇篮到坟墓”的评价机制。

“绿色”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被理解为两点:一是涵括生态的发展,将资源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注重和反思发展的环境成本,突破“经济不生态”和“生态不经济”的发展模式,追求经济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统一。二是经济与生态合并的高效率,不仅注重生命、环保和健康,更注重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高效率是绿色的,低效率则是灰色的。首先低效率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投资,从而影响到对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领域的投入,如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这些投入的缺乏将会直接导致环境治理资本的不足,增加环保意识培育的难度。其次,低效率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输入,也意味着更多的污染输出;而另一方面,低效率意味着有关环境保护措施,无论技术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其实施的障碍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滥用环境来减少成本。
二、阻碍绿色产品与市场发展的原因。需求的存在是市场的原动力,要使得整个社会在“绿色”的基础上运行,首先必须激励绿色需求的形成。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反思当前绿色需求不足的原因。大致看来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这些是对绿色需求形成的硬性约束,本文对此不作太多的讨论;二是对绿色需求形成的软性约束因素的不足,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机制限制了绿色需求的形成,表现为有关对绿色市场的宣传、认证、培育、扶持和监管等一整套机制的缺失,从而引起“绿色”的供给、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宣传和认证的失序,一方面会限制消费者将潜在的绿色需求与特定的绿色产品联系起来,阻碍了绿色需求的产生,另一方面会导致消费者在绿色消费时,信息获取不足、滞后、不清晰或误解,怂恿了部分生产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这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效应会导致真正的绿色产品处于竞争不利地位,直至退出市场。当消费者发现被这种所谓的“绿色”欺骗后,对绿色产品的信任度就会降低,从而影响绿色需求的再生产;因为培育和扶持政策的缺失,导致“绿色”研发资金不足和发育环境不良,新生的绿色企业孵化困难,而市场准入门槛又比较高;因为监管不力,导致了市场秩序混乱,借“绿色”之名行欺骗之实的产品充斥市场,侵蚀消费群体对绿色市场的信任,增加了真正绿色产品拓展市场的难度。另外,因为上述原因,绿色产品的利润空间在扭曲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往往受到很大程度的压缩,并引发销售渠道的严重堵塞。另外,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着那些承担流通职能的企业在绿色产品的推广上往往比较消极,有些商家甚至对绿色产品进入市场设置重重障碍。

要真正使“绿色”得到良好的培育和发展,激励有效的绿色需求形成,首要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是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良性与高效运行的原驱动力,其目的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使得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相一致,并向人们发出明确的信号:遏制什么和鼓励什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是,遏制什么的信号释放不够或产生错误,鼓励什么的信号则明显缺位,这些问题的存在源于对外部性理论的片面理解。外部性理论是在1920年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其基本理念是对负外部性征税,对正外部性补贴,额度相当于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部分,从而纠正因外部性产生的不当利益驱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但目前社会上对于该理论的认识存在许多偏颇,往往只注意到对负外部性的遏制,而没有形成一种机制来补贴正的外部性,其结果不光光是生产正外部性的主体吃了亏,而且存在严重的后续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中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利益驱动机制就会发生错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错误地导向至不利于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现时的社会中,生产者不愿意生产绿色产品或故意生产披着“绿色”外衣的灰色产品、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动力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完善绿色产品生产的市场机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市场运行的现实轨迹都告诉我们,市场本身并不会天然地“绿色”,需要我们完善制度,纠正缺陷,规避市场失灵。“绿色”的目标是让市场尊重自然,使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有利于环境的效应,自动生产“绿色”。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应该从建构一套绿色的机制开始。

第一、向绿色倾斜的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上,国家应形成一套鼓励“绿色”、遏制“灰色”的制度体系。通过各种差别政策,引导资本流入绿色产业,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加大对“绿色”的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企业对“绿色”的研发能力,促进绿色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完善“绿色”奖励政策,使绿色企业享有减免税、优惠贷款、加速折旧、发行“绿色”债券等权利;建立绿色产业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和绿色银行,支持创建和发展绿色企业。

第二、严格监管绿色市场的游戏规则:当前绿色市场混乱,真正绿色的产品和企业难以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绿色市场缺乏严格和有效的监管。这是市场失灵的外在表现,政府有责任去纠正这样的市场缺陷。为此,应该加大对以次充好、以灰充绿等违背市场游戏规则的企业和产品的惩罚力度,增加他们的风险成本,促使他们自觉规避扰乱市场的行为;完善投诉渠道、提高投诉效率,严守执法公正,鼓励并切实保护获得绿色认证的产品和企业,改善其生存环境;重视和完备消费者信息反馈和监督监管渠道,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三、完善绿色产品的认证体系:良莠不齐的绿色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权威的绿色认证机构的缺乏,以明确界定哪些是绿色产品,哪些不是。与此同时,要加大对绿色认证机构的管理,必须避免当前绿色认证机构“处处点火,家家冒烟”的局面,真正建构统一、规范、科学、权威、严肃的认证机构,力防“证”出多门、标准不一,失去绿色认证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第四、“绿化”财经制度体系:国家应逐步“绿化”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融资等方面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遏制生产成本的外部化,使资本的投入方向从劳动节约为主转向资源节约为主,引导技术开发更多地以提高资源生产率为导向,真正强化“绿色”财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品消费服务中心:建构这一中心的目的在于引导社会的消费偏好以及消除绿色产品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绿色产品的消费有其本身的特点:一是它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者知识水平、认知程度、消费偏好等有很强的相关性,二是对绿色产品的鉴别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国家应该建立绿色产品消费服务中心,其职责主要是:一是加强对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产品的时候能掌握更为充分的信息,引导和激发绿色消费需求;二是负责对绿色产品的鉴别,发布有权威的鉴定书。当消费者对某绿色产品的质量存有怀疑的时候,由该中心负责对其进行鉴别。

第六、减物质化是实现“绿色”的核心:当前的社会经济运行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过度物质化,各种广告宣传、激励策略等等都在诱惑和怂恿消费者通过消费更多的物品来获取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服务在其中的作用往往重视不够。从物质不灭的定律可以推出,输入系统的物质越多,系统排出的物质同样越多,人们将福利水平的提升建构在消费更多的物质之上,是这个世界逐步变“灰”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绿色”,必须消灭这个“敌人”,在宏观和微观决策中,以减物质化为基本要求,以循环经济为基本手段,运用LCA理论对产品和企业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评价,根据对物质和环境资源的消耗程度来确定采取多大程度的遏制抑或扶持政策,鼓励减物质化,增强通过服务的提供来获取福利水平的提升。

第七、“绿化”政绩考核机制:当前“绿色”缺乏、“灰色”盛行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政绩考核制度有关系。当前官员的任期一般几年就会轮转,而从灰色行为到灰色结果、或从绿色行为到绿色结果一般都需要若干年才会显现,使得为官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普遍的短视倾向;另外,对政绩的考核多来源于传统的、排斥环境成本的GDP的增长速率,而不会考虑任职期间其所领导的区域内环境的恶化或改善程度、绿色机制和市场的培育程度等,这一政绩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政府在绿色市场中的不作为,如果将任期内“绿色”的削减或增加程度列入考核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行政官员对环境的短视行为（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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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17 00:56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43)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论中国之上流社会

论中国之上流社会

按照学者构建的标准，我们相信，无论何时都能计算出社会层级，当然总有上流阶层的存在，问题是，目前的中国，“上流”是否已然成为“社会”。在《洛克菲勒自传》里，戴维·洛克菲勒在描述这个“美国第一家族”如何重新进入中国时，用了一个有趣的词：市场营销。

当负责与联合国公关的大通银行副总裁利奥·皮埃尔听说中国大使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他猜想，第一次来美国的他们，可能很难获得“零花钱”来度过最初几天。于是，利奥在一只公文箱里装满了5万美元，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罗斯福饭店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当他们终于露面的时候，他主动走到大使跟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然后将箱子递了过去。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接下来，黄华大使及夫人在美国呆了近一年时间后，接受了戴维·洛克菲勒的邀请，第一次到一个美国家庭喝下午茶。洛克菲勒写道：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才提起了我对访华的兴趣。事实上，洛克菲勒所有的努力只是希望获得邀请进入中国。意外的是，这场下午茶结束后的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即将卸任。总共16位客人中，也包括了刚喝完下午茶的朋友黄华。“黄大使很吃惊”，“这是一个愉快的巧合，也许向他暗示了，我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几个月后，在黄大使与洛克菲洛午餐前喝开胃酒时，洛克菲勒得到了他期待的回报，“黄大使不经意地提到，我和佩吉(洛克菲勒夫人)已经被列入邀请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名单上”。另外一些结果随之而来。洛克菲勒的首次中国之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还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银行成为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银行。

美国公共政策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发现了这个词：社会资源，在洛克菲勒那里，更直白的说法是，“我的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我们便有了新概念，来重新审视建构社会层级的基本要素。

最具价值的“第四种资源”。在我们的大众记忆里，“资产阶级”应该是比“中产阶层”更深远也更强劲的词语。其实研究者一直在很努力地分辨，阶级与阶层是同一个词：Class。问题在于，用Class这个词建立的坐标，不同的观察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马克思说，阶级之间有斗争，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冲突角度的观察。另外大多数人则从协调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判断：阶层之间有流动，重要的是维持流动的公平。比尔·盖茨是这种流动的结果，中国首富丁磊同样也是。这是往上的流动，也有往下的流动，比如周正毅还有杨斌——至少从目前的证据看，他们不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冲突与协调，对应着阶级与阶层——虽然它们意思一样。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说洛克菲勒。如果我们只看到5万美元的市场营销故事，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些发现的乐趣。洛克菲勒更得意的是那次布什的告别宴会让人发现他的“关系不仅仅在金融界”。这是一个有力量的暗示，一般而言，构成社会层级的传统框架，是以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完成的。但是，洛克菲勒的传奇为这一框架增添了一个新的结构部分：社会资源。

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学术概念，上述四个资源或许可以对应成权力、金钱、文凭(各种通用资格与等级证书)、关系。最简单的推导，计算这些基本要素的拥有值，得出的综合得分，便可以初步界定一个社会的上流、中产阶层以及各层级结构，无论中外与古今。稍微麻烦一些的是，关系(也即社会资源)却找不到能够计量的方式。因为即便洛克菲勒也永远无法知道他的哪一项投资会让他有那次偶然的机会。或许正是这种无法计量，使社会资源成为判断阶层成员之间些微分别的最具价值的指标，当然也是最稳秘的指标。一位夏威夷大学的社会学者曾与笔者讨论过社会资源，他说，美国商人的中国经验是：“成功的途径就是找一个关系！再找一个！找更多……”中国具有最充分研究社会资源的土壤，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成果。这其间包含的道德困境，是更中国的现实。好玩的地方在于，这种学术的计算可能是多数人不想要的一个思考结构。中国学者李强以此结构分析说，过去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也即中产阶级。但是，这与大家兴趣所在的中产与上流，已经没了关系。

有上流，无社会。学者对阶层的发现与研究，放在宽泛的社会背景里，仍然只是局部的真实。相对公允地观察所谓上流社会，是由媒体用很少量的事实与大量的想象建构的阶层乌托邦。更多的时候，乐观而言，它的目的之一是励志教育。需要为媒体开脱的是，“少量的事实”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在与一位打的来赴约的风险投资商吃过饭后，他这样介绍自己，“你应当这样问我，哪只中国股票我没有玩过”。我的失望是，如果没有他的信任，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中国风险投资的真实玩法?。但听过他的故事，我却更不敢作判断了——你根本不知道真实的规则是什么，所谓信息或者事实，永远在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的地方。

最为热切地推动阶层乌托邦制造的是商业的力量。台湾人杨震宇最为经典的说法是，“富人是制造出来的”，他曾把北京和乔丽晶的房产卖出了天价——所谓“英式管家”就是他的招牌作品。这其间所包含的逻辑关系比较明确，奢侈品在被用来制造富人与上流社会的同时，完成了商业授受。相对不明朗的地方在于中国现实，杨震宇想象的富人居所，应当在同一层级，所谓门当户对；但即使在同一城市，另外的地产商也未必同意杨的说法，“如果没有差别，并不能满足富人的虚荣心”。所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级差一定要有体现。

按照学者构建的标准，我们相信，无论何时都能计算出社会层级，当然总有上流阶层的存在，问题是，目前的中国，“上流”是否已然成为“社会”。我曾与一位拥有四个市场的生意人吃饭，他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大过我，可能也大过很多人的想象。他用来调节气氛的话题之一是：鞭炮。今年过年回温州，他一晚上放了20万元的礼花，“我们那里都这样，放不起鞭炮，别回家过年”。炫耀，很难说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姿态，但有了中国背景，问题便复杂了。补充说明一下，这些被隐去的中国名字，在媒体上一直都是很正面的形象。正因为这样，我没法讲出一个洛克菲勒那样精彩的中国故事。

以个人的观察与经验来为中国所谓的上流社会做出判断，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不过，其间种种矛盾与困境，多少略有所窥。正常社会里各阶层的流动，正是以权力、金钱、文凭与关系之间的交换来完成的，重要的是规则。拥有文凭寻找更高级别的职位(权力或者金钱)，或许是中国最为光明的一种通道。这种交换的规则相对透明。但是，更现实的境况是，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稀缺性以及结构的封闭，使得其间的交换规则变得更为隐秘。而中国特色的对社会资源的深度开发，又使这种交换不得不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这一现实的集体抗拒，往往会选择最具力量、同时也是最大而无当的方向：道德诉求。隐秘规则与道德压力，直接的结果，便是炫耀的人生姿态往往被更沉潜的低调所取代。这是这个时代更为内在的冲突。

炫耀与无法炫耀所形成的尖锐对立，如果放松来观察，它是一个注定将过去的时期。那位温州放礼花的朋友跟我正经讨论的问题是，温州人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大富豪——往“上流”攀爬，是人类无可逃遁的冲动。在这个时代，进场、出场还有出局，竞技场热气腾腾，游戏的参与者在迅速地变换角色。很难说没有剩留者，但需要时间，他们才可能构建一个“社会”。那位写自传的洛克菲勒，已有两代前辈积累财富，我们这场游戏的第一代成功者，还没有完全退场。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上流社会，现在显然还只是一个进行时（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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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03 23:47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69)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科学共同体的缘起与边界约束——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科学共同体的缘起与边界约束——基于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笔者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坚持做个科学个体户不行吗？科学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一个合适的科学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好像都了解一些，可是一旦深入追问下去，我们又觉得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科学共同体的话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至今它仍处于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

今天我们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大多来自两条进路：科学社会学进路和科学哲学进路。前者就组成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的社会特征与结构进行分析，这里比较典型的是克兰撰写的《无形学院》，其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默顿在其成名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有初步的涉及。后一条进路则注重强调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定性，换言之，不是什么人集合在一起就能自称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体有很多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是按行业来划分。科学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以科学为业者的思想团体，它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定是要求这群人必须分享共同的范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主要体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而且在1969年再版后记中，库恩特别强调了所谓“范式”更多的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由于范式概念的歧义性，我们对科学共同体的了解还不是很清晰，不过构成范式的基本要素的确是对科学共同体与非科学共同体进行划分的一个不错的划界标准，即便不是泾渭分明的，却也是很有实用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科学社会学进路还是从科学哲学进路对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剖析，都是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学院内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让科学共同体回到生活世界就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因为如果公众无法准确理解科学共同体的内涵与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公众在市场中完全可以用脚来投票，拒绝对共同体的支持与资助，从而使科学共同体在大科学时代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基于这种考量，笔者力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这个问题，尝试解决如下两个疑问：首先，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其次，科学共同体的边界约束在哪里？亦即一个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才比较适合科学发展的实际？

众所周知，科学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学者们研究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出现在十六世纪的欧洲，最初以各种科学学院和松散的协会的形式存在。它经历了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演进到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漫长历程，如时下的各种建制化的研究机构与学会等。那么为什么要有科学共同体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科学的起点处，为什么在科学的萌芽状态没有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只是“科学的个体户”？因为那时科学规模很小，制造与生产的成本都比较低，这种条件决定了作为个体还是能够承担从事科学的费用的，甚至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并通过演示，还能获得一些意外收益与资助，这样个体作坊式的科学完全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当科学规模逐渐加大的时候，一个人来单独承担科学的运行所需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已经逐渐成为很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有一些具有相同兴趣的人一起来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这个小群体的存在还有这样的好处：可以共同分担科学的任务，同时这个群体还承担了彼此之间成果的鉴别与评判，间接地实现了科学研究结果的证实与承认的工作。通过这个群体的传播，科学得以快速进入社会生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那么，没有这个群体行吗？显然不行，因为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全部承担与胜任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科学的需求是巨大的，换言之，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科学是稀缺的，因而在市场上也是昂贵的，从事科学也可以成为谋生的职业，这种状况直接促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以此缓解科学成果的供需平衡。基于这种时代要求，科学发展本身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外部条件。从共同体内部来说，随着共同体的出现与扩大，这个群体无形中提供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机制，由于成员之间知识的互补特性，导致小范围内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现象，从而提高了科学成果的生产率，间接地解决了科学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而逐步实现社会对科学的供需平衡。从微观上说，这个小圈子不但能够相互激发与激励，同时还能通过合作完成科学提出的更大的问题，这个过程是自生自发秩序导致的结果。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非正式的制度形式由于符合经济原则，逐渐被正式的建制化的制度安排所固定下来。这个最初的研究圈子人数不是很多，但大多是志同道合者，他们相互提供支持、分担任务，实现了研究成果的鉴别与推广。这样就加速了科学的发展，所以哲学家怀特海曾写过一本书《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年），他大体上把科学的兴起界定为从十六世纪算起，而十六世纪也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兴起的年代，它对科学的需求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十六世纪才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出现。

影响共同体结构与边界的约束条件很多，如文化、交通、通信以及成员间的空间上的地理位置等都影响共同体的规模与结构。为什么在西欧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匀、文化背景趋同，科学发展水平梯度不是很大、相距的地理位置比较近，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存在的空间边界条件，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进行科学交流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科学共同体的产生与存在极大地降低了科学交流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把西欧科学共同体出现的这些条件还原成经济因素就是：相距比较近，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能够充分节约交通成本；文化背景趋同能够减少交流时的认同与理解成本。这些因素在古代是非常现实和重要的，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共同体的空间边界。就是在今天，由于昂贵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阻碍我们把共同体扩大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比如我们无法快速有效地与国外同行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关键障碍就在于这些大量的交易费用的存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交易费用正在逐渐减少，比如电子邮件就是很便宜的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即便如此，共同体的规模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它不会无限扩大，因为随着规模的扩大，维持共同体存在费用会直线上升，导致庞大的科技共同体的存在是极度不经济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规模结构的边界约束条件？

笔者认为，影响共同体规模结构的关键约束条件是：共同体的边际收益必须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换言之，一个共同体只有处在边际收益大于等于边际成本时，它的存在才是符合经济原则的，而正是这点决定了共同体规模结构的边界条件。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什么是共同体的边际收益？假设共同体的收益函数用R=F（x），当共同体成员作为自变量由X变为X+ΔX时，因变量则由R变为R+ΔR，ΔR/ΔX即为边际收益（MR），简单地说，就是增加一个成员，给共同体带来的收益增量。同理，共同体每增加一个新成员，则相应的成本也增加，这就是边际成本（MC），只有当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时，共同体的规模结构才能发挥最大的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正是这个条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规模结构的边界约束。从这个约束条件还可以推论出三个有趣现象：其一，名义共同体与实际共同体。名义共同体是不需要个人考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它的规模可以很庞大，比如全国性的各类学会就是这个性质的共同体（实际上名义共同体也是受这个约束条件制约的，只不过国家出钱个人不关注而已），名义共同体对科学的推动是间接的。实际共同体的规模是严格受到这个约束条件制约的，比如一个实验室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等都是遵从这个约束条件的，所以实际共同体的规模都是很小的，而它对科学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其二，在信息化时代，实际共同体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但这种扩大在路径上严格遵循这个约束条件。在小科学时代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规模大约维持在20~30之间（库恩也持这种观点），大科学时代，由于限制传统科学共同体规模的各种制约条件的消失以及相关成本的降低，再加上社会对科学投入的大幅度增加，直接促成了科学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信息化时代的“时空压缩”效应，直接促成了交流与沟通成本的降低。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到美国去与同行交流和学习，坐船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个成本是惊人的，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而如今可以坐飞机、发电子邮件等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它提供了共同体边界扩大的潜在可能性。那么，现代的科学共同体的规模要多大为宜呢？这是一个不好枉加推测的问题，笔者冒昧地认为科学共同体的上限基本上限定在一个二级学科的范围之内（三级学科更可取），所以，这里可以看出第三个推论：共同体规模收敛的条件，即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沉没成本在逐渐增加。换言之，当前要进入某一个学科的核心科学共同体的门槛在逐渐抬高，相应地制约了共同体规模潜在扩张的趋势，这也印证了共同体的边界是有限制的。科学界是分层非常明显的社会，向上流动的阻力逐渐加大抑制了扩张的冲动。试想当下一名博士毕业生要马上进入一个核心科学共同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知道通常一名博士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从小学到博士毕业是要付出22年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的。通向塔尖的道路是漫长的、甚至曲折的。科学共同体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时刻敞开的，不过要真正进入还是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的。（陈玉荣）。

注：本文是最近笔者读了一些著作之后有感而发的，如如需要与笔者联系，可通过下列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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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08 03:28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33)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看经济学变革的方向

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看经济学变革的方向

人们常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说”，经济学家应着力研究实际问题，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不少是需要经济学家探讨和研究的。面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艰巨任务，经济学家应有更深厚的理论素养，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出发，把握经济规律，认识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提出学术见解和政策建议。本文试图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的角度看经济学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全面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跟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盛行，加上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否定产业政策在七十年代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主张回到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推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断言个人的自利行为会自动达到市场的稳定和优化。完全市场理论否认经济波动和失业存货等市场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价格信号反映市场中所有的信息，否认过度投资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工人的失业也是自愿选择，大萧条的持续是因为政府管制使工资失去升降的灵活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认为，只要契约双方自由商定产权交易的价格，无论初始条件的财富分配如何不公平，市场最后会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转型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归结为预算软约束，认为政府只要停止给财务困难的国企贷款，就会创造高效率的企业运作。这些象牙塔经济学中的理论，原来只是试图简化真实经济的数学模型，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的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他们面临的财政金融危机。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以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的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面临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人才资金大量外流。
      具体言之，保加利亚议会把界定私有财产时效推到二次大战之前，农民不愿把几十年积累的集体资产奉送给战前的地主，宰杀种牛，拆分农机，使机械化农业倒退回马拉犁的时代。在休克疗法下，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有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八十年代下降了一半。东欧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陷于大幅度的倒退。乌克兰的GDP比1989年下降了60%，俄国下降了40%，波澜经历大幅下降后放慢私有化速度，才使经济逐步回升，也仅比1989年增加约20%，还算东欧最好的案例。
     最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父女流落西方当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西德每年上千亿欧元向东德的转移支付，不仅没有造成东德经济的繁荣，反而使整个德国以至西欧的经济增长放慢。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这次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贫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有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比较共识"的基础。
       三、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没有产品的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的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也许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的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上千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线形供求理论否认多均衡与经济周期的存在，认为价格上涨会自动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产品供应增加，从而自动达到市场均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
      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会转型期的动荡。预算硬约束的保守财政方针，更违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获得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面临严重失业的萧条时期，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大量裁员，使危机雪上加霜，根本动摇民众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治国能力的信心。
       四、经济学变革的潮流和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在华盛顿共识惨败之前，经济学内部早已从各个方面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均衡理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未形成可替代的系统理论。心理学首先质疑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发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有偏见和局限。经济学发现信息不对称，市场行为取决与游戏规则，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规模效应导致路径依赖，打破了有效市场的神话。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的研究表明，持续的经济波动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是熊比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企业家行为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说，万事具备，只待能整合各派理论的新规范了。
    八十年代兴起的复杂科学，为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发现：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现象的研究，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作坊经济。现代工业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三大组成部分，他们的协调才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
       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动物，个人的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现代化的动力是保护创新，保护竞争，并非不加区分地保护产权。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引入经济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与数学方法，必须深入研究经济的结构、历史与复杂行为。
       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法的对象。但是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眼光还停留在推广西方经济学而非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阶段。目前的"北京共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希望在新的经济学革命中，中国经济学人能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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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08 19:30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59) | 评论(1) | 收藏 | 编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六个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六个主要问题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些业内人士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建议和评论。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社会总需求总量不足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去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市场虽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4%的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却下降了1.9个百分点。按以往的经验，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走势均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况。近年来，消费品市场所能呈现出的平稳增长态势，其中消费品市场比较活跃的因素主要还是由政府政策性作用所至，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仍不明显。如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资的增加拉动了消费的较大增长；费改税在农村试点的扩大缓解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幅的下滑；住房、汽车和教育等个人消费信贷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由于这些政策性因素的主导作用，才促进了消费品市场的持续增长。若排除这些政策性不可比因素，消费品市场的增长将会面临着后劲不足的危机。当前，城市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和低保缺口的增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已在明显减弱。
　　2、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日益严重。据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对我国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分析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86.3%，比去年下半年扩大了5个多百分点；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这种供给总量相对过剩的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全国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走低的趋势，但实质是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由现在的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知识结构与就业需求的矛盾；要素、资源状况与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矛盾；重复建设、区域封锁与市场规则的矛盾等等。由于这种供给过剩的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将使未来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前几年放慢，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因此，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未来两三年内仍会存在。
　　3、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行为，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拉动，并且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2.1%，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8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9.6%，增速高于上年同期7.2个百分点。其中，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增幅高于上年同期3.1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1%。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据统计，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农户等其他投资同比仅增长了8.3%，比国有及其他投资低4.5个百分点，城乡集体、个体、农户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7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而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旦将来国债投资下降，民间投资若未能及时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将后劲不足，难以形成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今年，尽管一些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利好”消息已经在酝酿和实施中，但真正落到实处还需一个过程，社会投资不足的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4、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去年以来，我国价格走低的迹象越发明显，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目前价格走低的具体表现：居民消费价格从去年第四个季度开始走低，到今年1月已连续3个月下跌，为近两年来的首次；工业品出厂价格于2001年4月开始再次下降，之后降幅逐月加大，今年1—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加大，同比平均下降4.2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001年比上年下降0.8%，2002年1—2月降幅进一步加大，同比下降1.5%，已连续9个月下降；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2001年同比下降了0.2%，2002年下降幅度明显加大，1—2月同比分别下降4.8%和4.6%；房屋销售价格虽在2001年增长了2.2%，但全年的价格走势前高后低、逐季下降，特别是第四季度增速回落明显，预计今年我国的商品房价格增速将不会有大幅度上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在2001年虽同比增长了0.4%，但涨幅比上年却低0.7个百分点，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开始下滑，2月比1月下降了0.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我国加入WTO后，全球性生产过剩、价格下行的影响通过多种渠道传导到我国。这些因素都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上升的态势。因此，预计我国在短期内价格走低的趋势不会改变。
　　5、金融贷款总量增速下降，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突出。从去年开始，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的增速已呈下降趋势，今年贷款增幅继续下降，1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的增幅下降了19.8%，其中工业短期贷款额少增了67亿元，导致短期贷款当月减少。此现状说明工业贷款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已更加突出。此外，还有几种金融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现金净投放量增幅下降。从去年开始，我国现金流通量的增幅已呈现出同比逐月下降的趋势，今年1月，M0出现了几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同比增幅为-1.7%；今年1季度，M0同比增长8.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根据一般经济规律，在管制利率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商品和劳务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是否适应的主要标志。目前，现金净投放量增幅的下降，可以说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萧条。二是M1的增速慢于M2。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出现了M1的增速慢于M2的趋势。2001年底，M1的增速为12.7%，M2的增速为14.4%。今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1季度M1的增速为10.1%，M2的增速为14.4%。按一般经济学原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M1增长率在较长的时期中始终慢于M2增长率，则说明经济的增长势头开始放缓。
　　6、就业矛盾突出。目前，我国的就业矛盾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对下岗、失业、待业、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大量的待就业大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们不仅对各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不一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对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全国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近几年，为缓解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我国政府在增加就业岗位、加大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尽管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就业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从中可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某些体制性的弊端，如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问题、任用干部的标准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投资结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等等。这些诸多问题如得不到缓解，或者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运行，而且可能引发政治问题。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上述问题，但同时也存在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目前正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去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投资额增幅为10.4%。另一方面我国市场需求空间大、机会多。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扩大需求的机遇，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财政资金的投入使用方向、增加就业、促进出口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调整力度，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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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08 08:25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10)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解读中国企业入围世界500强

解读中国企业入围世界500强

2004年，中国大陆共有14家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由财富杂志排名）。它们分别是：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移动通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中粮集团、上海汽车。这一数字比10年前增加了11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宝钢集团和上海汽车集团首次进军世界500 强，这也是中国的制造业公司第一次进入世界 500 强。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和飞跃。

所谓世界500强，从表面上看，它是按企业营业收入或资产总额排名的，按理说，我们应该称之为“世界500大”。但由于进入世界500强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来自市场经济历史悠久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大”不是单纯的大，它们是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环境中，通过一个漫长的优胜劣汰的过程而逐渐变大、变强的，有不少的企业甚至是基业长青的百年老牌企业，因此，这些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大多是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型的，它们是真正意义的“既大又强”。

相比之下，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则属于另外的一个特殊群体，它们也有着相当庞大的总量规模，例如，在营业收入、总资产及职工人数等总量指标上，它们不可谓不大，然而，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却与其世界500强的身份地位还不太相称。因此，它们是“世界500大”，但未必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500强”。那么，中国的企业是凭借什么进入世界500强的？他们到底离真正的500强还有多远？中国企业究竟应该如何走向既大又强？这一系列的问题，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

一、入围500强中国企业“大而不强”。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首先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企业的规模足够大。应该说，我国入围的14 家企业在规模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与世界一流的大企业相比，它们的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并不占优势，但在职工人数上却占有显著的优势。

首先，从总资产和营业收入上比较，我们的企业规模虽大，但与同行业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却悬殊仍较大。例如，同属金融业的花旗集团差不多在资产总额上等于我国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在营业收入上，花旗集团则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营业收入总和的1.5倍。同样，同属石化行业的埃克森美孚的总资产则远超我国中石化与中石油之和；其营业收入则是我国两大石油巨头营业收入总和的2倍。这就是说，从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来看，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原本也算大的了，但与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公司相比，它们却并不大。

从职工人数来看，我们的企业职工人数则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例如，世界两大金融巨头——花旗集团与摩根大通的职工人数总和仍不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职工人数多。

与世界500强的国外企业相比，不难发现：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只是具备了世界“500大”的外壳，除了“块头大”外，它们与世界500强的国外企业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差距。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本质上是“大而不强”的。

其次，中国企业入围世界500强比例小，与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从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家数来看，中国处于第7位。但目前中国GDP在世界上已处于第5位，进出口处于第3位。我们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我们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需特别注意，中国入围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并多集中在资源垄断型行业，中国企业同世界企业500强在赢利能力上的差距还体现在行业上。2002年世界企业500强赢利能力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计算机应用与服务、贸易、金融、制药等行业，中国企业500强则更多地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与石化业、电力、邮电通信等传统垄断性行业。我们在一些传统垄断性行业，诸如电信、石油、电力等的优势会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很快失去现有的赢利水平。我们的差距恰恰就在于我们一直不能在一些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行业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三，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差距悬殊。

1．企业国际化程度比较低下。目前世界上约有6.4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6.7％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

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该企业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如果该指标超过30％，就可被视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近几年，我国一些企业在国外的销售额不断增加，但与国际上跨国公司相比，依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50％以上的企业多达一半以上。目前沃尔玛在全球十个国家开设了超过4900家商场，员工总数170多万，分布在美国、墨西哥、波多黎各、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中国、韩国、德国和英国10个国家。

截至2004年12月31日，花旗集团名下的花旗银行作为一个跨国银行，其国内、外分支机构分别为388个和324个；其资产总额在国内、外分布的比例为43：57。相比之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为例，截至2003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分别为11,609个和549个，境外机构占境内外总机构个数的比例仅为4.5%；再从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来看，其境外资产仅占4.5%。依此类推，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国际化程度就更低。

一个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发言权。因为当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达到饱和的情况时，就会自觉的要求向外扩展其业务范围。

2．企业盈利能力整体偏低。盈利能力是综合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竞争实力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指标。按照国内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结论，比较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在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的综合指标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国500强的盈利能力远远低于世界500强的水平。以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额为例，2004年世界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为268.27万元，人均利润额为13.17万元；而中国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为43.54万元，人均利润额只有1.53万元，分别只相当于世界500强的16.23%和11.62%。

二、中国企业“大而不强”背景与成因。基于以上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体质是多么虚弱，它们庞大的外表下所隐含的问题又何其多。为此，我们不得不问，中国企业为什么会形成“大而不强”的格局？

1．产权制度方面的原因

产权不清、利益不明、权责不清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症结所在。产权制度的问题主要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产权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在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上，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都是政府，而政府的特殊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任何决策都属于公共决策。国有所有者对于属于自己的产权管理与经营不像自然人所有者经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自然人所有者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和决策是简单的，而国有产权则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委托代理体系，即产权委托代理结构的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国有资产管理的低效率，甚至国有资产流失。

2．垄断与保护的原因

政府对企业的垄断的默认与保护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实力弱、底子薄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改革开放，更要保护我们的民族企业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用庞大的财政资金注入，以及严格准入制下的高额利润支撑着我们的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成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培育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但它们却是在国家垄断和财政保护下长大，从未经受过国际市场的拼杀和洗礼，因而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它们虽大但很虚弱。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多数是靠垄断与政府保护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他们与主要靠打拼成长起来的世界500强的其他企业相比，素质上有明显的差距，从科技力量，经验到竞争力都有明显的缺失，垄断遏制了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成长。凭借“人多钱多”的优势这14家企业成功挺进500强。但冷静分析后我们不难看出，入围的 14 家企业全部为国有大型企业，而且大多还带有很强的行政垄断色彩。

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有部分在进行改制，但它们始终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撑。1998年中央政府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注入了2700亿元新增资本金；1999—2000年间国家财政出资1.4万亿元收购工农中建手中的不良贷款；2003年12月31日，中央政府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一次性注入 450 亿美元外汇资金，作为新增资本金。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在等待着国家给予它们同样的“援助”条件。由此可见，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财政用钱筑起来的。

3．科技研发与创新不足

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而这种能力的具备是来自社会与企业自身两方面。从社会方面来说，它没能为中国企业的科技研发做好充足的基础与准备，社会的科研成果没有和企业挂钩，加上科研经费与科研点的不足，科研成果的质量不高，而企业方面它的研发投入偏低，过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因此，科研成果开发、输送、运用链条严重脱节，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科研能力不强。

作为500强中的企业，必须凭借某种其特有的属性去占领市场，获取消费者，其产品科技含量的高低，更新的速度就是强有力的武器。科研开发投入是反映企业创新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国际惯例是，企业要保持生存，其研究开发费用必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2％左右；要保证领先优势，研究开发费用必须达到销售收入的5％以上。就这方面的指标看，中国大企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

4．企业家素质有待提升

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中国国有企业中，无论对国有企业家的称呼、权利范围如何改变，始终不能动摇他们类似公务员的使命，而创造英雄主义神话的民营企业家们，则光凭着悟性和天资，在没有受过世界级的系统管理训练的情况下很难有大的发展。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家应具备决策、创新、应变、公关、塑造企业文化等五大基本素质，中国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去承担中国企业走上世界的任务。中国企业家的能力与素质的缺陷直接带来的是一系列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首先，管理机制落后。从中国的国企到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中国的企业管理不是由制度与经济系统来完成的，而是由人来控制的。从企业的信息化、知识、人才、品牌管理到具有全球化战略性质的风险，跨文化管理，中国企业离这种世界性管理水平相差还很远，而由此到来的人才资源利用、品牌开发、风险保证等一系列缺失则带来了企业的致命伤。

其次，企业文化缺失。企业文化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标志，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世界级的企业用企业文化中的远景、核心价值观与战略目标当然还有人性化管理来联系企业、员工与社会。企业文化严重缺失，用短期利益业绩维持三者关系，非诚信与非人性手段的运用比比皆是，使企业缺少做大做强的本钱。

第三，品牌意识薄弱。一个优秀的品牌，是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标志，是一个企业强大的无形资产。而导致中国企业品牌意识薄弱的主要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意识差，又不注重此方面的培养。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不注重创新，这里指产品的创新而且是高品位的产品创新。同时，企业进行的贴牌生产方式也不利于产品品牌。

第四，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不强。企业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更要关注人文指标和社会指标，这是企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缺失，无疑对企业做大做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失衡，得不到有力支持。

5.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竞争力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企业比较，能够更有效的向市场提供服务或产品，并且能够持续的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之间开展竞争，通过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果说过去还可以把竞争区分为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的话，现在就很难这样来区分了。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竞争无国界，任何产业都不再是在一个稳定的国内竞争市场中运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有企业都面对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竞争格局。对国内市场来讲，即使我们的产品不出去，外国的产品也会进来，国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也是国际竞争。虽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有效手段，但这一保护手段是有限的，从长远看，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即使受到保护，也不可能长久。因此，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所有企业都将直接或间接参与全球竞争。

面对着这种竞争冲击，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少。究其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产品的质量不高，名牌实力弱。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名牌, 一个优秀的品牌，是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标志，是一个企业强大的无形资产。中国企业自身的品牌意识差，绝大多数企业不注重创新（这里指产品的创新而且是高品位的产品创新）。同时，企业进行的贴牌生产方式也不利于产品品牌的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管理水平低。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差，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就是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力。公司应确定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哪一环独具实力而具有优势，找到这一环，就能有的放矢，去持续它，巩固它。因为我们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培养战略环节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巩固企业地位，中国企业许多不具备如微软、IBM、麦当劳等大公司那样的核心竞争力，管理上的缺失造成的分散用力如健力宝事件，则使企业自取失败。做大做强的前提是你在一个行业中有足够实力，然后才能拓展其他产业。企业的盲目扩张，误入多元经营的误区是我们的企业看上去很虚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根本出路。随着入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加，这似乎在向我们证明我们的企业实力可以与世界一流企业叫板了，也激起更多企业进军世界500强的雄心壮志。当大多数人认为500强不再是幻影，它真切的摆在了我们眼前，我们能用自己感受它的存在，去享受那份喜悦。但我们伸手去够的时候，甚至是跳着去够的时候却总是抓到一手泡沫，美丽而虚幻。

　中国企业的“大”是一种容易让人产生盲目乐观的虚胖，是一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略带集约型增长的粗放型增长，因此不论是入围的企业，还是那些正在为了圆世界 500 强梦的企业，都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这样会为接下来企业的战略发展计划的制订提供良好的指导，并让企业对自身的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

1.真正明晰企业产权。张维迎教授对一些国企股份化的弊病作了个形象的比喻，白马身上画道道：冒充斑马。股份化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条普通意义上的出路，股份化使原本形式上清晰的国有企业产权，仍旧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只是全民委托政府，政府委托厂长、经理经营管理企业，发展为少数人内部控制企业所有权。笔者认为，实行国企的股份化，首先，政府全面撤退领域的国有股上市流通，以绩效为基础融入竞争，产权变为可竞争形式的产权；对于政府必须占据的领域，除少部分为经理人员持有的国有股外，绝大多数国有股则不可流通，这样不会剥夺全体人民的所有权，是公平之举。同时也将政府从无力经营众多国有企业中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企业属于自己的所有人，让企业在市场中求生存，终将提高效率。其次打破一股独大或一股独占，走股权多元化道路，政企才能泾渭分明。股份制企业中，应该由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做出决策，无论是企业发展策略或是人事任免，都有由董事会决定。在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国家的意图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及派出的董事会传达。股份制企业就应该遵循股份制企业的原则，即由董事会掌握决策权，无论国家是否控股都不得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同时，要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权利，提高股民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度和拥护感，从而建立严肃周全的监管体系，对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细微动向，都要进行监督和约束，而前提是要有一支廉洁、严明的监管队伍。

2.全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世界级的生产厂商把生产车间都纷纷迁往中国，贴牌生产成为许多工厂的经营模式，然而这种经营模式恰恰给谋求科技创新的中国企业以很好的契机。目前，国内企业单纯地搞自主研发和创新难度较大，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世界工厂”从事生产加工时，跟随式地模仿创新策略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在跟进中对比已经存在的完整的经营网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经济全球化是现今中国企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国加入WTO更使中国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进而形成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得刻不容缓。知识的外溢效应也要求国内企业应尽快改变过去单方面进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以数量见长为目标的策略，而应根据本企业在不同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下合适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创新”不是简单从绝对的“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产品的质量，如细化到产品的健康指数，外观设计，情感含量，性能组合等。值得强调的是，并非面面俱到才能达到创新的成效。国有企业尽管在运行模式上相对自主，即大多不是国外企业的加工厂，但是同样可以模拟优秀企业的方式。紧密围绕市场，将其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实现创新与市场的互动，一方面要敢于出让市场进行技术引进，换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适当的进行改进，更新，再去争取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放大的资产结构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在努力提升传统产品的附加值的同时，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的竞争。做大了的国有企业，因为经营模式上的粗放，更应该大刀阔斧的集中力量，对重点产品和重点设备加大技术改进投入，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跟进基础上的新产品，注重人才的培训和激励，重点发挥技术专家、高级技工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施展空间。

3.勇于投身国际化竞争。国际化竞争是国内企业必然要面对的形势。经济全球化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向外扩张寻找海外市场的机会，也带来了同行业强势竞争对手的冲击，企业唯一的出路是打造坚实的国际竞争力。

（1）企业打造国际化竞争力的内部途径：首先将企业国际化竞争力的提升落实到每一个员工，使基层充分认识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大势所趋。积极调动员工的生产能动性，注重国际竞争力所需人力的培养。其次，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企业必须致力于从事专业化经营，寻求竞争战略上颇具共性的两个支点——低成本和差异性。低成本可集中在生产资料的配给和回收，专业化人才的各得其所，经营管理形式上的简约化等差异化，可以落实到经营管理和回收技术、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展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本企业的特色。

（2）企业打造国际竞争力的外部途径：首先，国际竞争的激烈迫使企业不能单独的应对各种各样的冲击和排斥，建立必要的战略联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即可以实现知识技术的共享，也可以优势互补，创造新的交叉知识，构铸双方企业合作经营的绩效平台。由于各合作方关系紧密、参与者广泛、具有巨大的潜能等，战略联盟的合理施展定会给各方不菲的收益。其次，可以通过企业兼并获得竞争力。企业兼并可以扩大企业规模，实现更大程度的规模经济，当然不是单纯的职工人数资产总体规模的进一步膨胀，而是为了达到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在企业内部从事专业化经营前提下分散企业的竞争领域，构建新的企业经营体制，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最后，利用市场调研，尽可能培育年龄多元化更忠诚的顾客群，即善于把握终端让顾客追随的企业才是真正能在任何形式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的企业。具体可从产品销售中的价格、售后服务、促销、广告宣传等营销的各个方面挖掘，通过客户价值最大化来实现企业自身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希望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必须具有国际化经营战略，然而，当今的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低，规模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我们缺少那种对国际市场经营熟悉的专门人才，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标准、规则的了解等各类知识，我们的企业也缺乏把自己当世界性公司的心态，缺少进军世界的欲望和魄力。我国海外企业投资规模过小、经营分散, 海外业在组建形式、管理模式、经营方式方面仍带有旧体制的烙印和痕迹，对国内市场与企业货源过分依赖，也有海外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经营低的原因。我国企业缺乏国际经营的战略，投资决策问题多。企业对外投资之前必须进行投资环境考察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其结论和建议是否客观、公正地反映实际情况，是获准立项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考察研究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和扎实。我国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得也不够，未能建立有效的、可靠的投资咨询机构，为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提供快捷的咨询和信息服务。

4.升华企业家人格魅力。市场竞争已经被定位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对企业家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历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根本的是改革经营理念，清楚地认识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都为企业家个人魅力的升华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入世 ”客观上要求企业家勇于参与世界市场的瓜分。通过市场分析，熟悉国际市场经营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选准国际目标市场，掌握和运用选择国际市场的标准、贸易费用、竞争的相对优势等。掌握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如国外生产、产品出口还是补偿加工贸易；运用好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如考虑到关税、运输和保险费、汇率变动等；在国际贸易中遵守国际惯例。当然，走出国门，前提是企业自身的能力。

企业家是延伸社会的企业家，有其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责，应当把对财富的追求提高到社会的驱动下，尽己所能为社会福利献力。同时企业家必须将“绿色GDP”渗透到企业从事生产活动和科学发展观的每一个层面，使企业发展具有人道主义，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反过来，商业道德、社会责任为企业提高竞争力和信任度的重要因素，能使企业得到强有力的外界支持(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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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22 07:38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322) | 评论(1) | 收藏 | 编辑

目前社会等级是否存在？

目前社会等级是否存在？

首先要了解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进步分类方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奴隶社会的社会等级是最残酷和严厉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是最为高贵的，也是最会享乐的，依次下去，位于金字塔底端的人是最惨的了。封建社会同样的存在等级制度，比如中国历史上，包括士农工商四大等级，当官是最顶端的，也是很多人努力读书考取功名的巨大动力，相反，商人是整个社会最没地位的，虽然现在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现代社会是否存在等级呢？我们常说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弱势群体”就是对等级的一个间接描述。首先要明白的是，目前社会等级是存在的，以前是通过强制的法律或者手段，现在是通过经济杠杆来区分的。比如日本以前的等级制度就是通过制度来强制的。

　　因为文明的社会是认可人和人的个体差异的，比如日本目前的教育就分为“精英教育”和“工具教育”两种，已经区分出了社会的等级。实际上，一个学者跟一个羊倌的培养成本明显不一样，所以社会肯定会存在这种隐形的等级制度。

　　适当的等级制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刺激低等级的向高等级的迈进。特别明显的等级制度，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平和不平衡，很可能会导致革命或者战争。中国古王朝更替是最明显的例子。

　　每个等级不可能真正的平等，真的让这两个完全平等了，那对于社会投入培养出来这样的人就不平等，同样，也不能说谁生下来就该去当官，当学者，谁就该去放羊，种地，那么为了平衡大家的心态，就必须有选拔考试，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同样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是类似的，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要去考公务员了。

　　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凡是动物（单细胞和病毒不算）都是有等级的，但是人的等级划分比他们残酷许多。

　　当然，我们要看到好的一方面，社会总是向前进步的，等级应该削弱，这样社会矛盾会减少。比如加拿大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为什么我们要向欧美国家看齐，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对这些东西已经研究很透彻，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陈玉荣）

注：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如需要与作者联系，可通过下列联系方式：

北京圣兰心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企划部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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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11 07:39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156)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试论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十大问题

试论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十大问题

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城市跨世纪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初步以哈尔滨市为例探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背景、依据、准则、方法、战略目标、社会措施、经济措施、工程措施、生态建设及与国家政策的战略对接等十大战略问题。

一、一个共识：城市规划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象征和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是一定地域内经济集聚实体和纵横交错经济网络的枢纽。统观全球经济态势，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城镇集聚区，可以认为，只有城市及其集聚区的持续发展，才会有区域的持续发展，国家的持续发展乃至于全球的持续发展。1994年6月在英国曼彻期特举行＇94环球论坛作为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就确定为：城市与持续发展。面对21世纪全球城市时代的严峻形势，城市问题更成为可持续发展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已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开发署等国际组织共同关注的主题，而城市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焦点之一。我国政府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时十分注重人类住区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科技行动中，就有开展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持续发展研究，为城市现代化和持续发展提供战略、规划、设计、管理的理论模式等重要内容。邹家华副总理在1996年6月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第2次人类住区大会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能否‘在世界上建设健康、安全、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乡镇和农村’，需要我们以新的视野探索和寻求新的出路。”　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基地。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科学有序发展的蓝图，是各级政府指导、管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手段。当前在全球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之时，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到加速成长阶段，1996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29.4％。但是城市发展在宏观、中观、微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非可持续问题，急待加以调控。

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来看，结构趋同，缺乏特色，重复建设城市经济活力不足，经济效益差，单纯追求高、大、全城市中许多企业面临困境城市布局大城市建成后不断以摊大饼式地向外拓展，城乡结合部布局杂乱，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开发区过多过滥，土地资源浪费，老城改造更新和历史欠帐较多, 环境保护不够社区服务设施，安全保障体系等不尽人意城市基础设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缺乏统盘考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对城市发展需求认识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供给不足城市生态人口持续膨胀下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林地、草地退化、沙化、碱化、旱化三废污染加剧，植被、地表破坏严重，地下水资源减少缺乏公共绿地和休闲环境城市形象 “千城一面” 城市风貌缺乏鲜明个性和高品位形象特征 “千楼一面” 城市管理战略、宏观上缺乏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缺乏分类指导条块分割，存在盲目性、被动性和随意性等短期行为简单化地市合并后的哈尔滨市国土面积达到5.3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914.9万人（1997年），在综合实力增强的同时，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城乡关系、空间开发强度与次序等矛盾也有所增强，这类矛盾的解决，必须有强有力的发展政策加以调控，才能使哈尔滨市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城市质量（包括生态环境质量、城市风貌形象质量、城市文化质量等）的逐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实施将引导城市走向稳定、协调的发展之路，对城市进一步优化生存环境、创造发展条件、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两个根本转变：国家政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指导从我国的宏观政策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这一跨世纪的战略中提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举措。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城市发展改变原来固有的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两个根本性转变对城市的具体指导意义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城市规划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变革（见表2）。表2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发展方向分析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哲学以人为中心人与环境并重规划目的贯彻国民经济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相辅相成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规划任务以建设为主的物质性规划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性规划规划方针 “十六字”方针: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尊重人、自然和历史文化，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内容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平面、静态）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生态规划、景观风貌规划、城市管理规划有机结合的环境整体规划（立体、动态）规划理论单一的建筑学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园林学、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协同作战的城市学规划标准严格贯彻国标与国际标准对接并突出地域性特点规划方法与技术定性为主定性、定量、定位、定景、定施的综合集成与“3ｓ”等技术应用规划视野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就现状论现状以区域系统观和动态时空统一观，研究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科学调接问题规划审美观空间形式美生态和谐美规划价值观高标准、高消费适应性、可持续性规划主体与城市建设投资渠道政府由上而下进行拨款、投资政府、企业、外商、上、下、左、右等多渠道、多方式规划管理领导决策存在随意性、盲目性问题规划管理法制化、科学化，领导决策与民众参与相结合。

三、三个面向：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制定准则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应遵循“三个面向”的准则，既要面向世界，还要面向现实，更要面向未来。只有面向世界，才能在世界经济开发、开放、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位，明确开发战略的目标和方向；只有面向现实，才能摸清都市圈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分异和组合特点，从而能够因地制宜，突出构建重点，体现和创造城市的特色；只有面向未来，才能在跨世纪的高度高瞻远瞩，远虑近忧，妥善处理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构筑的远近关联，将其置于一个滚动过程中，形成巨大合力的后劲。只有坚持三个面向的准则，才能从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大格局和大趋势中，科学谋划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活力创造条件和新的动力。

四、对市情的再认识棗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坚实基础科学确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必须对城市市情进行重新审视，从中挖掘真正有意义的优势条件，同时认清不足，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制订有明确依据。地市合并给哈尔滨市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哈尔滨市成为全国各省辖市中国土面积最大的城市，同时宏观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经济二元化程度加大等给哈尔滨市的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当前，对市情再认识和科学评估应重点把握住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并进行多视角的分析和评价。对于哈尔滨市而言，区位因素、历史基础，综合经济基础，知名度是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主要影响因素。

1．区位因素哈尔滨市地处我国沿边开放的第一线，黑龙江省是我国内陆边境地区发展程度最高、国际合作前景最佳的省份；从国际合作的区位来看，哈尔滨市处于东北亚腹地，是欧亚大陆桥重要的城市；从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来看，哈尔滨市是我国寒地中最具实力的城市。总体上讲，哈尔滨市的宏观区位既有优势，也存在劣势，随着中俄贸易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关系的改善，哈尔滨的宏观区位条件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2．历史基础哈尔滨历史上就曾是东北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哈尔滨成为欧亚大陆桥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至二十年代初，日、苏、英、美、法、德等国在东北北部经营进出口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于哈尔滨；1914－1931年先后有33个国家到哈投资办企业，占外商在东北主要城市投资总额的33.6％；有28个国家14个外国侨民居住在哈市，共有16个国家在哈开设领事馆，国外设立的金融机构16家，外国商店最多时达2502家，与40多个国家（地区）的100个重要城市有经贸往来。可见，从历史上哈尔滨市就是一个国际化非常强的都市。

3．综合经济基础从“一五”时期开始，哈尔滨市就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目前，哈尔滨市的机电设备、工量具、中小型轴承、医药、亚麻纺织已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业生产基地。地市合并给哈尔滨经济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使哈尔滨市成为我国省辖市中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但经济效益随着设备陈旧等原因的下滑以及城乡二元化经济格局也给哈尔滨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

4．知名度优势哈尔滨素有“中国冰城”之美誉，哈尔滨的知名度首先来自她是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作为中国的“冰都”，哈尔滨冰雪节成为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9 6 冬亚会的召开，使哈尔滨在世界冬季体育活动中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哈尔滨洽谈会已成为与“广交会”齐名的重要贸易盛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国家级音乐文化艺术活动盛会。另外，城市建筑的欧式风格、“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美誉及众多知名的文化活动也使哈尔滨拥有了更多的城市魅力。作为中国寒地城市的象征，哈尔滨正日益走向世界。

五、“五定集成”：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研制的方法论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综合区域科学、地理科学、规划科学、景观生态学、系统工程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结合城市的发展特点，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制定应遵循定性、定量、定位、定景、定施的“五定集成”的方法。 “定性”是要科学分析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的优势、潜力、机遇与前景，从而科学界定城市发展的性质、城市各组成要素的发展方向；“定量”是要在定性的前提之下，充分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容量，在此基础上，确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和标准体系，从而使各发展目标进一步具体化、量化，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性更加明确；“定位”是要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落实到空间布局，使城市空间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优化组合；“定景”是运用景观生态学和CI理念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形象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城市生态、景观建设；“定施”是要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实施措施，使城市发展战略真正落实到城市发展实践中。“五定集成”方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制定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六、因地制宜地突出市场独占性：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以便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如寒地国际性城市应是哈尔滨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我国国际性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除沪宁杭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具有发展成为有全球意义的综合性国际城市外，其它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均可为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城市。在我国东北地区目前已有沈阳、大连、长春、丹东、哈尔滨等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构想，而且大多数城市将其国际合作范围界定在了东北亚区域。这种大雷同如不从根本上打破势必须造成盲目竞争和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哈尔滨市应当立足东北亚，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哈尔滨市是中国寒冷地区最大同时也是实力最雄厚的城市，而且历史上也是国际性很强的城市。同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加以考察，哈尔滨有活力的产业和经济活动范围均不仅仅局限于东北亚。哈尔滨市的机电、工量具、轴承、医药、亚麻等产品的销售范围已遍及全国，部分产品已在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从哈尔滨发展所依托的资源基础，更是具有寒冷地区的特色。可以说，哈尔滨市的发展，特别是其产业、产品的发展，某种意义上需要充分利用寒地资源并进行深层次、高附加值的综合性开发。所以应当将寒冷地区作为哈尔滨市新的发展视角。作为中国的冬城之都，哈尔滨市应率先建成中国的寒地国际性城市，以其鲜明的特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哈尔滨市不仅要在世界寒地城市中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应以寒地城市特殊的优势条件与国内外各级城市进行广泛地合作。从可持续发展观点考察哈尔滨的现实与发展问题，寒地国际性城市的视角将给哈尔滨市带来在国内许多领域的市场独占性，使其自然、人文、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能为哈尔滨市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对哈尔滨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七、构筑具有活力的产业链条：可持续发展经济规划的关键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最大推动力，只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配合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才能切实提高处理环境与问题的综合能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例如，对于哈尔滨市来说，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扩大优势产业的影响力，加快金融、商贸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哈尔滨市目前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工业结构的偏重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小。建设寒地国际性城市，首先要发展高度发达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同时强化优势工业的改造力度，稳定粮食生产等第一产业，形成三次产业比重合理，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根据哈尔滨市产业发展现状优势及建设寒地国际性城市的需要，哈尔滨市应构筑七大产业系列；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现代化农业系列；以电站设备、汽车、工量具、轴承、飞机等为主导的机械工业系列；以多媒体技术、微型计算机、敏感元件、传感器等为主导的电子工业系列；以寒地特色旅游为主导的国际旅游业；面向世界各地的国际金融业；立足东北亚，逐渐向外拓展的国际商贸业。地市合并后的哈尔滨市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发展二元化倾向，使寒地国际性城市的建设必须遵循一定的时空序列。哈尔滨市在稳定和更新农业产业的基础上，产业的开发近期以工业调整和工业项目技术改造为重点，2000年之后重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2005－2010年之后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旅游业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的开发。

八、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难点环境的日趋破坏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最根本原因。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实际出发，我国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实行预防为主，谁污染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并颁布实施了多部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哈尔滨市建设寒地国际性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哈尔滨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同时面临着城市环境保护和国土整治两方面的困难，其中有八项重点生态建设项目，即城市环境保护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噪声四大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区、生态示范区、绿色食品基地、自然保护区四大区域生态建设项目。城市环境保护应重点突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工业污染防治，加强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等生态因子的防治，加大资源综合利用的力度，逐渐恢复被破坏的各种城市绿地，特别要重视近远郊风景区和森林公园以及防护林带的建设，使城市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国土整治是区域生态治理的重点。近年来由于乡镇工业的“遍地开花”和旅游开发等使区域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国土整治应本着开发与治理并重的原则，积极推进生态农业、生态示范区、绿色食品基地的建设；继续加强阿城松峰山、通河乌龙狩猎场和尚志黑龙宫等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同时要适度控制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

九、政府支持与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规划实施的社会措施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制定，应当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时深入认清市情，注重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时空统一性，以获取发展机遇的市场独占性。所以，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是政府行为，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政府支持的关键是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政府工作目标的确定和实施。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多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框架，各地也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制定了部分地方性法规，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针对哈尔滨市的实际，哈尔滨市也应逐步健全地方性法规建设，特别是冰雪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法规应尽快完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只有得到公众的认可，才能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变为实际行动。近年来的宣传和教育已使持续发展逐渐深入人心。所以，要真正重视可持续发展“精神工程”的建设。针对哈尔滨市建设寒地国际性城市的战略目标，作为国际性城市的公民，哈尔滨市民应当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勇于开拓的思维和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这就需要在建设物质环境的同时，引导和帮助市民了解世界、认识世界、逐步将自己溶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社会措施对于促进哈尔滨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使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得以顺利实施，同时便于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可以重点采取以下社会措施进行宣传和推广普及：广播、电视、报刊、竞赛、研讨会、专题讲座、民意测验、公众听证会、新闻发布会等。随着各项措施的深入，可持续发展将进一步成为社会各届的共识。

十、可持续发展系统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规划实施的项目库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具体建设上，及时构筑一系列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对城市跨世纪发展有决定影响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是关系到城市集约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的重要举措。可持续发展规划实施项目库的构筑，其目的在于把城市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经济、辐射力较强，社会功能比较齐全、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与历史上重点工程建设相比，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具有较大的不同。这说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与历史上重点工程若干比较分析表体制/内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重点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持续发展战略工程建设目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与深化在计划宏观指导下创造性的为发展经济、吸引外资、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服务建设背景影响因素单一封闭型复杂性、开放型把握因素程度确定性不确定性建设资金渠道国家投资渠道单一化国家、集体、个人、外商多方融资（渠道多元化）建设措施行政手段为主行政、经济、社会、法律手段并重建设功能与意义对城市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起到了骨干和保证作用以城市未来发展成为具有经济活力，环境魅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跨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的具体要求是：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完善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商饮服务等设施，使社会功能进一步健全；配套进行城市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环保等系统建设；加强市容市貌和生态建设，美化城市；逐步壮大城市的综合实力，提高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以加快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哈尔滨市在历史上发展壮大，重点工程建设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仅如已成为国际四大冰雪节之一的哈尔滨冰雪节为例，其在城市发展中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加速了冰雪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冰雪文化的发展；活跃了哈尔滨冬季文化生活，改变了市民冬季生活习俗，培养了审美情趣，锻炼了勇敢精神；促进了社会秩序好转，提高了精神文明程度；改变了哈尔滨形象，增加了哈尔滨知名度；发展了旅游业，促进了文化流；增加了经济效益，促进了开放搞活。哈尔滨未来的发展更需要类似哈尔滨冰雪节这样高质量、品种优、效益好的系统工程，各领域中均需要类似的发动型生长极，以牵动、促进、保证哈尔滨走上持续发展，永续繁荣之路，向国际性都市目标迈进。可持续发展系统工程的建设包括经济、文化、生态、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系统建设，与以往的建设工程相比，有着工程浩大，标准高并与国际接轨的特点。

综合哈尔滨市社会、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现状特点及建设寒地国际性城市的战略需求，哈尔滨寒地国际性城市应重点建设以下十二大工程：寒地高新技术产业系列工程、哈尔滨寒地国际金融贸易CBD工程，世界冰雪文化乐园工程、国际音乐文化艺术街区、世界啤酒文化公园、世界寒地文化中心、冬季奥运会体育中心、马家沟治理综合治理工程、寒地生态园林绿化工程、哈尔滨综合交通网工程、哈尔滨水资源供给工程体系、哈尔滨国际通信网工程。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只有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够得以实现，面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哈尔滨市只有找准自己的方位，以高标准发展和建设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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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06 14:17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28)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创新必将成为中国企业群体突破的唯一选择

创新必将成为中国企业群体突破的唯一选择

追问中国式创新，创新必须也最终会成为中国企业群体突破的唯一选择。2006年是中国企业比较活跃的一年，也是值得世界经济界和企业界关注的一年，更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一年。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企业创新探索的7大模式，代表了当今企业界的7种力量：产业联盟、科技应用创新、瓜分世界市场份额、发扬企业家精神、国际购并、商业模式创新、困境突破。这7种力量是中国企业创新的关键所在。中国式创新的7大力量：

　　一、因地制宜创新产业联盟。世界IT泡沫破裂，号称“科技股圣地”的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狂泻，以“烧钱”著称的世界门户网站要么被收购，要么死亡，生存下来的寥寥无几。立足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 新浪、网易和搜狐几乎陷入绝境。

　　汪延 (领导新浪网)、丁磊(网易奠基人和首席构架师)和张朝阳(领导搜狐)陷入异常被动局面。然而他们面对中国广大市场优势，放弃“削弱运营商”战略，做移动运营商增值服务商的现实生存战略，联盟移动运营商，共同服务客户，最终获得盈利。同时，持续变革商业模式，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网站公司的整体素质，使企业服务能力改善，服务内容丰富。在国际高科技股资本市场建立了一枝独秀的“中国网络股”。

　　二、应用科技重新定义产业。分众传媒，一个布满高档写字楼电梯口的“广告播放器”，使用液晶电视等科技产品进入“媒体”和“广告行业”，成为广告媒体行业新产物。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和总裁)与其说是创立一个新企业，不如说是用科技产品塑造了一个新行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楼宇电视，充分抓住“停留片刻”的眼球资源。既避免与电视台血腥竞争，又避免与平面广告业直接竞争，重新定义一个市场，一个行业。

　　三、挑战世界企业领导者。马化腾创立的腾讯网开发的QQ在中国获得广阔市场空间，直接面对微软开发的MSN，成为即时通信行业的重要的中国力量。李彦宏创立的百度挑战世界搜索引擎巨人Google。这些企业都是抓住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采用世界同步领先技术紧紧贴近中国市场，在世界局部市场参与世界级的竞争。摩托车大王李书福和电池大王王传福造汽车，直接挑战汽车世界巨人—— 大众、通用、福特等世界汽车巨人，抢占中国低端汽车市场。

　　四、采用世界流行先进战略手段。联想电脑没有走日韩等企业国际化路径，没有采用“宏”的边积累边发展的国际化模式，而采用国际企业最经常采用的先进战略手段—— 国际并购，直接收购了电脑行业鼻祖IBM的电脑等硬件业务。企业并购成功概率非常低，更何况是文化弱势企业收购强势企业。

　　杨元庆等人的战略实施能力再次显现出来，本土经理人与国际职业经理人合作，两种文化如何融合，两种商业模式如何兼容等问题，都初步得到解决。采用了“双架构模式”，发挥各自优势避免谁替代谁的争论，明确了“沟通原则”，建立问题解决机制。联想电脑成功实现赢利，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不仅体现在生产制造，首次体现在企业运营领域。最重要的是，联想成功进入了世界电脑前三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电脑行业巨人。

　　五、发扬企业家精神。李书福和王传福造汽车，成为“以市场换技术”的中国汽车行业的“最鼓舞人心的力量”，中国最悲壮的汽车老板就是李书福，其所付出的是中国主流汽车厂家的老总们无法比拟的。汽车生产资质的获得也是峰回路转，没有一汽、上汽的“皇恩浩荡”；建立汽车生产线，造出一台质量合格的汽车是不可能的。

　　最爱受苦的富豪是比亚迪的创办人王传福，比亚迪的成功使王成为了中国屈指可数的富豪，但他却选择了没有基础的汽车行业，改造传统汽车工厂，自主研发汽车，终于将汽车推向市场。最痛苦的名人是史玉柱，在历史包袱压力下，从代理营销权重新创业，最终凭借脑白金和广告优势，重新崛起，成为中国失败者中为数极少的成功崛起的企业家。

　　六、创新商业模式。陈天桥(盛大网络)、黄光裕(国美电器)等人是依赖商业模式创新带动企业创新的典型。盛大网络的在线网络游戏运营模式创新，国美的采用连锁模式创新家电产品商业经营，都是成功打造符合本行业特点的商业模式，突破所在行业的既定经营模式，比如网络游戏的地面销售渠道缓慢积累、家电行业的百货商场模式和对厂家的依赖等等。他们在传统商业领域相信商业模式的力量，引领商业规则，依靠制定规则使后方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最终成为本行业的赢家。

　　七、以新管理理念运行企业。以制度管理闻名于世的远大空调的张跃，重新思考企业管理体系，突破防止人犯错误的制度管理思想，转变为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流程管理思想，释放远大人的潜能，使公司重新获得了活力。沉浸在领导人事件中的伊利集团的新掌门潘刚，凭借年仅34岁的血气方刚，大胆改革，重新调配资源，使公司迅速走上正轨，避免企业家结束职业生涯就意味着企业结束的典型怪圈。

　　新老企业家价值观念的8大差异。产业联盟、科技应用创新、瓜分世界市场份额、发扬企业家精神、国际购并、商业模式创新、困境突破等“7大力量”，与柳传志、张瑞敏等上一代企业家最专长的内外资源整合、市场机会捕捉、内部权利安排、中国国情及政策驾驭、人才管理的“5大要素”有着本质不同。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新，但创新内容和内涵却需要“与时俱进”。

　　从“5大要素”到“7大力量”本身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尽管杨元庆、李彦宏等人少有从零起步的艰辛，却有着将中国企业带入世界舞台的艰巨。成功创新背后是两代企业家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8个核心价值观”的改变。

　　一、“锁定顾客”取代 “锁定机会”。企业创新必须能够创造价值。从获取机会来创造价值，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价值观，比如华为任正非抓住“通信行业大发展机会”，张瑞敏获得了“白色家电的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机会”……，都是对机会的获得。成功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经过艰苦竞争最终成为“空白填补者”。

　　马化腾、陈天桥、丁磊、李彦宏、杨元庆、张朝阳、张跃、黄光裕、潘刚、李书福、徐航、王传福等面对的今天的环境，几乎没有直接看得到的机会，没有直接获得机会的命运。他们必须“锁定顾客”，“做消费者的代理而非厂家的代理”，从顾客需求和价值满足角度出发，使用新技术、经营战略、商业规则、管理理念、拓展海外市场、资本运营等等创造出机会，尽管上述企业家所在企业的产品或市场是较新的，即使QQ等业务如果不持续为网络顾客们创新价值，顷刻之间就会丧失机会。即使像轿车市场有机会，但如果王传福等人不面向中国轿车消费者们创新，那么机会也不会属于他们。

　　二、“多赢合作”取代 “主导控制”。杨元庆能够与IBM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成功合作正是多赢思想的体现，陈天桥引进知名经理人参与企业运作，三大网站与移动运营商的合作，江南春与物业管理机构、广告商、设备提供商的合作……这一代企业家们是共同实现目标的“参与者”，是规则体系上的角色之一，只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罢了。而第一代企业家是孤独的创造者，是整个体系的主导者。

　　三、“国际化”取代 “本土化” 。新生代企业家要么是成长于国际环境，要么在与国际企业合作中成长，要么参与国际资本市场，要么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总之，不同程度受到“国际化”熏陶，注定他们的国际化思想和视野，采用国际通行的战略与管理手段来推动企业成长。

　　而第一代企业家更多强调本土化，强调本国市场、本国资源和本国人的价值观念塑造，他们关注本土，最终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创新在20多年的商业实践中深深打上“中国特色”，因为中国企业家是在几乎是商业荒漠中经营商业，使用并不完善甚至残缺不全的商业机器与运行精良队伍强大的国际企业竞争，他们依赖的只有三个武器：企业家、了解市场和在特殊社会规则下跳舞的能力。但是，随中国加入地球村，我们的商业经营观念必须是国际化的，即便本国市场也要用国际角度来分析和管理。

　　四、“价值创造”取代“资源占有”。马化腾、李彦宏、江南春、王传福等人非常关注价值创造，依靠自身增值能力来获取资源，不在于资源占有多少，而关注资源增值了多少。更加务实地组织经营，创造真正客户所需要的价值，比如“送礼不如送服务、设奖不如设方便”的国美的营销思想。IBM的电脑业务的资源占有远超过联想电脑，但是不能实现增值，而联想电脑能够实现增值，才有了这次合并。百度为什么能够快速增值，投资者不是因为其资源拥有，而是信任他的增值能力。而第一代企业家是更加关注“资源占有”，最终“资源占有”者被价值创造者所取代。

　　五、“专业化”取代“多元化”。新生代企业家都非常强调专业化，不仅产品和服务专业化，而且更加善于“市场细分”导致的客户专业化和需求专业化。由于领域专一，业态单一，消费需求明确，企业家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等一切资源集中于既定的细分市场，锁定某一个领域，长期经营同一事业，反复冲击一个中心，解决顾客的一类长期性需求问题，取得了成功。而第一代企业家更多强调多元化，信奉东方不亮西方亮。

　　六、“知识优势”取代“人众优势”。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家更多愿意使用新的科技手段，主动学习接纳新知识和新思想，逐步摒弃了“人多势众”的思想。因此，中国企业越来越是“精英团队”组合和“知识配合”。

　　七、“管理创造价值”取代“经营创造价值”。敢于采用世界先进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敢于在整个行业率先采用新型管理模式，因而提高企业运营质量，“企业竞争优势、市场地位、产业价值链的主导权”成为他们运作的共同目标。而不像第一代企业家那样更多地通过“业务经营”来实现规模优势。

　　八、“变革创新”取代“循序学习”。依靠持续企业变革和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创新成为他们工作和生活模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如此年龄获得如此成就，如果采取与上一辈相同的方式。

　　困境与解决方案。与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创新有很大不同，中国式企业创新存在亟待突破的问题〔见中国企业(家)有效创新实践与国际创新实践对比表〕：

　　1. 个人主导创新。国美的商业形态，更多是黄光裕等企业家个人的生活阅历、价值观念等个人因素驱使的结果，因此，中国企业或企业家的成功创新，不如说市场选择他们的创新，而不是基于市场和产业的有意识选择，因此没有必然机制。当市场不需要他们的理念和知识的时候，可能这种成功就消失了。同时，企业家先入之见发展到一定程度限制了企业创新力，必须转变为一种创新成果的发现机制和成果转化本领。从缺乏企业化团队行为企业家个人的推动式的创新转变为“团队创新体制”。

　　2. 解决式被动创新。问题存在，就有机会。缺乏长期战略牵引，往往是对问题的“智慧反应”。华为的管理创新是面向通信行业雪崩式发展和公司快速成长而作出的及时反应；联想国际化是在国内外竞争压力下作出的选择。因此，这些创新更多是战术性创新，最终成功后成为一种战略性创新体系，与世界标杆企业相比，缺乏主动基于战略前瞻的设计和准备。创新是自发行为，要变被动为主动，使创新成为一种动力、一种习惯、一种战略。

　　3. 适应性强，引导性和战略性不强。国美借鉴了沃尔玛的连锁经营模式，从概念和思路层面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有很大不同；华为引进IBM等多种管理模式，但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有效性原则”不断变化应用，使创新的东西与本土实际紧密结合。这是我们经常讲的“概念上像但实际不是”的原因。这是中国企业创新的最大特色。但这种创新适应性非常强，但引导性和战略性不强，最终导致持续变革。

　　4. 压力驱动创新和精英个体创新较多。创新的压力驱动较强，缺乏持续的支持，使创新领域较为狭窄，最终失去管理创新支持的经济创新会丧失竞争力和持续性。企业形成创新体系，必须依赖多种因素的支持：多种激励因素支持、内部交流、非职务行为、团结、自发性等主要创新支持体系必须建立起来，使创新成为一种企业关键成功因素。

　　5. 重视外部创新，内部持续驱动力不足。中国企业创新，重视资本市场资源使用和市场资源使用，这是一个进步，更是中国一个发展阶段产物。随着资源缺少，这种外部创新逐渐减少，内部创新行为成为了主导领域。

　　“过去我们一向是从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的角度，去安排及思考工作或职业生涯规划。如今我们应放弃这种想法了。供攀爬的阶梯已经不见了，甚至连所谓的产业绳梯都消失了，现在更像是藤蔓丛生的地方，工作者必须携带自己的开山刀”。这个开山刀就是创新。“不创新的风险，远大于为了创造明天而承担的风险”。“企业家应当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机遇，寻找预示成功创新的机遇的变化和征兆，他们还应懂得并应用成功创新的原则”。解决中国式企业创新的问题，必须从下列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创新企业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激活企业创新潜力和创新资源。二是创新企业战略管理，使创新成为主动的系统的持续的选择。三是创新企业管理体系，建立持续支撑机制，使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四是创新企业的创新模式，理念创新带动战略创新，战略创新带动经营创新，经营创新带动能力创新，构成创新系统，使创新进入良性循环，逐步进入核心领域。总之，创新必须也最终会成为中国企业群体突破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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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6 16:16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72)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知识女性价值观回归传统

知识女性价值观回归传统 　

曾几何时，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知识女性浪潮”，一些年轻有为的知识女性大胆地摆脱了封建枷锁的禁锢，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并且在她们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一时之间，中国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这呐喊声又和世界女权运动汇合成滚滚洪流，激荡于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华大地。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股浪潮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颠峰状态。一直以来，女大学生作为知识女性中最富有朝气的一部分，她们的价值取向尤为引人注目。当时的一项关于女大学生择业趋向的调查报告表明，女大学生们对事业、对成功表现出了极其的渴望，对未来的社会分工也充满了极度的自信。
　　然而，时隔几年，知识女性的自信度却始出现大幅度滑坡。新近一项调查表明，敢于参加社会竞争、大胆追求成功的女大学生只占女性群体的极少数，大多数女性对事业的理解是找到一分安定的工作，建设一个幸福的家庭，多数女大学生希望能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们认，以往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没有照顾与保护的平等，知识女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
　　女大学生如此，其他女性更尤甚之。“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有43.8％的男性和37.4％的女性支持“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对于“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的论调，女性的支持率为36.4％，比男性还高5.2个百分点。
　　事实上，导致知识女性价值观回归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就业机会不同、收入差距加大、向上一个阶层流动的机会也不同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女性在就业、待遇和升迁的机会方面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十年来，女性在经济领域就业层次虽然有所提高，职业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化，但女性在业率降低，两性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也是不争之实。2000年末，城镇18岁至49岁女性在业率为72％，比1990年降低了16.2％，而两性收入差距则比1990年扩大了7.4％，这也是导致知识女性自信心降低的一个社会原因。
　　再有，知识女性成就意识偏弱，除了受社会偏见影响之外，她们自身潜意识中的那种“男人为主”的传统思维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也致使她们在职业层次的提高上显得唯唯诺诺，瞻前顾后。
　　我的一个朋友——欧阳女士，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由于工作出色，公司几次要提拔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问她原因，她说：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没成家，处过几个男朋友，但都因为社会地位和职业层次不如她而和她拜拜了，真怕自己将来的职业层次过高，找不到相应层次的未婚男性把自己嫁掉，为此，她心理一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她还说：女人一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个家！女人早晚要放弃社会而回归家庭的。
　　实际上，很多职业女性面临着和欧阳相似的问题，在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中，她们往往难以抉择。这也说明，她们虽然是知识女性，但几千年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并没有被完全清除，这种传统意识还不时地影响着她们的思维，左右着她们的行动。
　　其实，这种由于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女性价值观念的回归是不值得提倡的。
　　这种回归的产生在于知识女性们的社会活动还相对较少且单一，使她们不能在更多的角色中体现自身价值，致使外界对她们的认知度低。
　　知识女性除了要提高自信度和改变传统思维以外，还要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得到自身价值的欣赏和认同，如此才能最终取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另外，各高校也应重视“差别教育”通过差别教育，引导女大学生走出职业角色和性别角色的困惑，认清自己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扮演的社会角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女性传统价值观回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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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3 22:58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922) | 评论(5) | 收藏 | 编辑

现代企业与行业知识的结合价值

一、企业知识管理的价值。知识已取代土地、厂房，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知识资本成为创造收益的实际推动力，智力成份取代市场份额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重要标准。企业自身的知识化水平已经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

企业知识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企业注重对员工的培训，开发拥有熟练技术和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资源；企业挖掘内部关键性的隐含经验类知识，提高企业的知识编码化水平；企业建立和培育内部知识平台和外部知识网络，提高企业利用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知识不能视为堆积的信息，而应当是员工之间可以理解的积极交流过程。为搞活战略资源--知识，必须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积累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企业来说，需要营造一种好的企业知识气氛，建立一个自我组织和灵活、高效的网络，以分散式的组织结构，促进无等级制的快速的知识流。这就意味着企业管理方式相应地知识化。

因此，对企业来说，具有挑战意味的是，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已不再仅仅是对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以及设备、厂房、工人等显性资本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知识资本的管理。知识资本既包括隐含在企业组织管理、企业产品及其生产和销售等过程中的知识，也包括拥有这些知识，或能给企业带来知识的人--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领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他们不应再把企业员工看成企业运作的执行者，而应看成拥有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知识的个体。企业为了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市场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必须重视知识资本，启动知识管理。

二、企业知识平台的建设。根据OECD的观点，知识可分为以下四种： ①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 ②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③知道怎样做的知识(know-how)； ④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对于前两种知识可以通过读书、听演讲和查看数据库等方式来获得，而后两种知识则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对于企业来说，这四类知识都是其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资源储备。因此企业将越来越关注如何迅速地获取最新、最有价值的知识，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内部资源，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内涵。企业通过将企业内部分散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每个部门、每个员工、价值流的每个环节中的知识，以及隐含在企业与外界包括供应商、经销商、最终顾客、社会媒体、政府部门等各机构和群体交流中的知识进行编码化，将使这些知识显性化，减少知识零散和消失，促进知识积累和再创造，构建企业的知识平台，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知识化管理。

企业管理层应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良好的知识气氛，建立开放型、学习型的知识平台，促进员工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建立企业内部知识网络最重要的技术支持是企业内联网；除此之外，企业高层管理者还应采用各种形式，促进企业内部信息的交流，特别是信息自下而上的流动，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等。

企业知识化平台的建设，首先应明确企业的业务定位，树立鲜明统一的企业形象，运用企业简介、企业报、企业形象广告、企业网站等有效的工具向外界宣传；其次，应使业务流程编码化，健全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界定每个组织的职能，制定每个岗位的职务说明书和编制各种常规业务流程的运转规范，并加强对产品信息标准化的管理，制定产品介绍、使用说明书、有关知识推广手册等；第三，应加强对知识的采购和管理，建立起有利于员工交流的环境，并适时地组织专题培训。企业还应加强对知识资产的保护，及时将自己拥有的知识资产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并有意识地发展知识产权资产。

三、企业内部知识管理
　 1.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的原则。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的原则是在保守企业秘密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知识共享、促进企业知识的流动，因此，在进行企业内部知识管理时，首先要消除中间知识流通环节，减少知识的扭曲；其次，在企业内部消除人员之间知识交流的障碍，实现知识的自由、直接交流；第三，允许企业内的每一位职员向企业网络内填充知识和信息，使每一位员工的知识都成为企业系统知识平台的组成部分；第四，企业的系统知识平台要全天候地开放，因为企业员工的灵感是随时随地产生的，因此，要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设备，使他们能随时随地实现与他人的交流，而不能只局限于办公室中；第五，要使员工之间的交流容易进行，提供与员工友好的界面，实现无障碍的交流。

2.促使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传统企业推崇的是刚性管理，因此组织结构层次分明，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人员之间、管理人员和高层主管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区分，员工的意见必须经过无数层中间管理人员的传递，才可能到达最高层管理人员。而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中间层管理人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知识和信息进行过滤，因此到达企业最高层主管的信息不可能是员工的真实想法。同样道理，企业最高主管下达的指令或向下传达的信息会由于中间管理层人员的误解而变形。

因此，在知识和信息快速产生、快速传递的今天，必须减少企业中间管理层人员的数量，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实现扁平化，以保证企业内部知识和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
　   3.使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在建立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同时，企业要促进员工经常性地学习，使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现代社会的知识以很快的速度更新，如果不进行经常性的学习，企业和员工都会被淘汰。因此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员工探索新的领域，促进员工终身学习，并使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促进企业成长为学习型组织的方式有多种，比如经常性的员工培训、员工读书计划、企业管理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派遣员工到学校或其他企业学习等等。
　   4.为企业内部知识的共享提供必要的设施。在认识到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作用之后，就要为促进知识共享、并进而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增值提供必要的设施，为企业员工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进行信息交流的企业内部网络。一方面，可以利用传统的企业内部刊物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传递；另一方，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内部信息的交流提供了快捷、高效的硬件支撑，企业可以建设内部网络系统，使企业员工和管理人员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平等地进行交谈，实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无障碍地交流。
   　5.设立知识主管。企业在为企业内部知识的流动和共享提供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主管，负责企业知识的管理，并促使企业知识转化为企业的有形资产，实现企业知识的增值。
   　6.创造有利于知识共享和增值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要想实施有效的知识管理，不仅要具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还要求企业的领导把企业知识的培育和管理作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建立有利于企业知识共享和增值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与他人共享自己拥有的知识，并促使员工将知识转化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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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3 22:50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98)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知识的价值

知识的价值

我的同学小华目前正在澳大利亚求学，有一次她竟然在qq上问了我一个他们上课老师问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部分成功人士的父母往往都是文化水平比较低？而国外很多成功人士往往都有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父母良好的知识水平呢？
　　以前我还真得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更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市场调查啊。我身边那些高分的学仁在同龄人中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算是知识比较丰富的吧，他们往往会上名校，然后可以在社会竞争中领先一步。可是看的多了似乎又有点疑问。因为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在老师中的口碑似乎并不完美。或者是在公共场所缺乏公德，或者是上课公然顶撞老师，还有的在家里和爸妈吵的天翻地覆。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知识越多越反动，成绩越好越混蛋。或许，在他们看来，成绩是他们骄傲和肆意的资本。
　　如果是这样，那么学了这么多年的知识，学到最后不懂礼节不懂谦逊不孝不忠不仁不义，这样的知识学的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这种知识没有意义，那么到底什么知识才会有价值？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著名的德国教育家斯宾塞早在 19 世纪就提了出来并根据当时的现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斯宾塞看来，“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个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见解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
　　很明显，他的观点中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的直接结论是，在科学和工业主宰社会的时代，只有科学才识真正有助于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学校也应该以科学作为课程体系的核心，以科学统治学校。
　　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很多国家。很多西方学生在校学习的内容已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它们通常包括四个部分：事实性知识、方法论知识、规范性知识和价值知识。对此，当代德国学者龙普和简托斯有过比较全面的总结。他们认为，事实性知识就是理解周围世界的客观特性及其关系的知识；方法论知识就是借助有关的方法论，理解操作执行规则及策略的知识；规范性知识就是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知识；价值知识就是同客体及其特性相关的社会重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的知识。这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教育观。
　　中国各类学校的传统教学中，事实性知识的学习成为一枝独秀的景观，而其他性质知识的传授和培养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尤为严重的是，在某些很需要方法论知识的学科中，并不注意学生方法论知识的形成，许多学生心智操作中表现出来的缺陷根源，就在于缺乏方法论知识。此外，规范性知识和价值知识在我国的教学中也几乎被忽略了。所以，即便是价值论深沉的学科性知识，我们也只是强调知识的真相，或者用意识形态的观念掩盖在知识表层。
　　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王熙凤出场的服饰描写十分传神：恍若神妃仙子，头戴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作者明白无误写凤姐的服饰和众姑娘不同，显示她的贪婪和俗气。在我们的教学参考书上却认为其内心空虚这和一个人喜欢穿的漂亮一点，以服饰示人如何能画上等号？
　　比如：郑和下西洋，我们记住的除了他的宝船的巨无霸，还有他下西洋的地点和时间，却从来不去探究示威背后大国的和平风范。哥伦布靠几杆比较先进的武器就开始征服美洲的土著，而郑和庞大的船队却从未有丝毫的征掠，而是携带大量的货物进行贸易。在这些历史表象事实背后，却从来很少有学生会去探究行为的价值本身和伦理因素。
　　所以，教材的版本和内容其实并不是学生成长和教育的绝顶因素。关键是教师的方向的指引，以及启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作为教育者，重要的是要告诉孩子这样一些道理：何谓知之？何谓不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何谓英勇？何谓克制和正义？雄心和贪心、奴役和服从、放纵和自由之间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满足的标志？怎样避免和忍受痛苦？什么动力驱使人们前进？什么方法让人们不断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对孩子的习惯和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只有当孩子懂得认识自己，懂得生而为人的乐趣和生存的价值以及人之为一个人的必备的情感和素质。教育才算教得其所。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能解决“应当怎样”的问题，科学只能解决是非而不能给人以价值的判断。
　　价值的判断还要靠另一个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现下中国的教育是典型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分离的结果，教育出来的大部分是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技术，侈谈人文的“边缘人”。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事实性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小形成且终身起作用的东西，如对学习的兴趣、对新的东西探索精神、对挑战所显示出来的勇气、耐心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正确的思维方式及实事求是的扎实作风等。
　　笔者曾经有幸被请到一家大学做客座教授,在给MBA学员授课过程中发现,所教班级的35名学员中只有3名读过《红楼梦》,除了《西游记》在他们童年时代阅读群比较广泛外，基本上传统名著这个年龄的孩子大多知之甚寥。至于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礼”“仁义”以及《道德经》《南华经》等经典传统著作能有所涉猎就更为绝迹。我面对这样的数字在讲台上都已经没有没有愤怒的力量，眼里只有麻木的泪滴。
　　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以每天完成若干张数理化的讲义而乐此不疲，真的是数理化魅力无穷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现行的考试制度下，这些科目的学习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分数，可以让他们在现行的制度下可以获得各方的好评和价值的肯定。
　　科技带给人更多的便利。一项项的新发明从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给我们的生活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可是我们为什么笑容越来越少？为什么要评选感动人物来震撼麻木众生？为什么人和人的交流反而越来越少？为什么学生们口头禅流行的是“郁闷”？可见，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未必一定和幸福成正比。那么，为什么还要唯科技论？
　　我们的口号是科教兴国，现状却是有“科”无 “教”。光靠一群收入微薄、辛劳于卫生、常规、分数的纠缠之中的老师去完成育人的重任？恐怕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当我们开始陌生于身边冰冷的世界和愤怒于无德的行为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到是教育的根基出了问题。
　　只有分数，没有情感！只有文凭，没有责任！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文凭在我眼里只是一群蛆虫，寄生在功利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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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3 22:17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553) | 评论(1) | 收藏 | 编辑

金钱的政治经济学

金钱的政治经济学

一九八六年，素以严谨著称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目睹了令不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的债务危机之后，大胆地预言在二○○○年的千禧之日全球将爆发一场更为酷烈的金融危机。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斯特兰奇预言的这幅画面在一九九七年提前出现了。

“二战”后，乃至冷战后流行起来的各种笃信资本“被驯服”的观点在亚洲危机面前似乎成了痴人说梦，而日益痴迷数量化的经济学以及不断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蚕食和毒化的社会科学给出的回答也显得苍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钱背后隐藏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冲突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在这里非常合适：“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对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现象的潜在危险，或者不愿意正视被长期繁荣掩盖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盲目，这实际上损害了市场的信心，直接导致了恐惧心理的多米诺效应，整个经济的信用维持和创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这些短时间流入的资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时候，政府面临着洪水溃堤的巨大危险。在金融领域，犯类似错误的不只是政治家，还有“商学院、经济理论家以及政治学家”。商学院向学生传授的只是融资的专门技术，没有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融资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给金融体系和单个企业带来了什么风险。而且到处泛滥的哈佛个案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制造业，而不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至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金融事务的细节问题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兴趣不大。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众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

“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当时越南战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尼克松实行了美元贬值，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变动导致了价格和汇率的频繁变化，经营者为了避免风险、赚取利润不断创新。银行开始涉足新的服务领域，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侵入银行的服务领域。但是“没有美国政治当局的同谋（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们的创新和技术就无法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更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九十年代出现的几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私人资本合谋发动了危机，在几乎一夜间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以“体面”的形式掠夺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机之后，东南亚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停滞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股市红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资本投资的获利者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结给受伤害者，这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的统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资本流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炫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重要性无异于血液之于身体。但是如果不随时警惕血液发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变，那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世界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不断复杂庞大的综合体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医生，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国际组织在诊治病症和监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过是乱施虎狼药的“蒙古大夫”。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立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在过去数百年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国内市场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贸易、资本、劳动力流动在数量和广度上的发展，这种长期维持的和谐关系难以维持。而资本借助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金融创新，不仅克服了空间扩张的障碍，而且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形成了虚拟经济超越实物经济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领土范围的国家以及局部性的国际组织的管理能力。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常常在危机爆发时并不积极，因为相互讨价还价而延误了解决的时机。三十年代的危机是从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开始的，而英、法、美等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并没有提供及时而充足的资金，从而诱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危机中，日本这个大国邻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仅没有积极提供帮助，反而推动日元贬值，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对于它们来说，只有等到危机殃及自己的时候，才会采取措施，而这时候往往危机已经病入膏盲了。第二，各国合作遇到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制度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各国历史、文化、国内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异求同变得非常重要。在斯特兰奇看来，虽然研究这种差别是比较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内容，但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学术界处于统治地位，它经常假设世界的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体制，或者它们早晚会这样做。各国的情况表明，首先在管制体制以及机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认为是理想模式的美国体制，虽然能够消除许多缺陷以及冲突，但不一定说明它是一种好体制，因为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避免一些危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实力。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管制体制优势决定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实际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或者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或者武断地把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这些国家内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实际上对于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说，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所有领域的政策（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政策。决策一直是针对国民情绪、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各种利益做出的。美国历届政府至今还不善于考虑它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另外，美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这种稳定的作用依然是一个疑问。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国中央银行都遵守的共同规则，并没有重视明确它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尔协定”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共同规则方面竭尽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失败，也放弃了建立银行监督共同标准的整个思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及威慑工具来强制这些规定的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亚洲危机中最有争议的对象，不仅受到了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的批评，而且也令一些西方国家不满意。

虽然有一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发展成为全球的最后贷款人，但这并不现实。许多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过于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其解决危机的措施常常不顾社会政治后果。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必要的技能以及强制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依然是一个疑问。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实际上是追求更公平、更稳定的经济发展还是财富创造的最大化？是推崇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发展的质量？这些选择并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政治选择又是由人们的经验形成的。然而，选择上的困难不能成为犹豫不决和无所行动的借口。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一个关乎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巨大问题，其紧迫性在一定意义上远远超过了环境问题。

因此，不仅需要各界人士达成共识，而且更需要更多的声音参与对话和讨论，不能用生僻的术语把这个全球性问题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同时学者更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工作，因为“在思考可行性选择时，学者与新闻记者相比有更多的时间，与官员相比有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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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3 22:03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72)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房地产业的产业细分研究

房地产业的产业细分研究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波特的《竞争优势》在阐释产业细分和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提出产业的各细分市场常常在结构吸引力和所需竞争优势上差别很大，因此企业会面临的关键战略问题是：1.在产业中何处进行竞争；2.在哪些细分市场中由于能在各细分市场间建立壁垒，从而使得积聚战略可以持久。即产业细分说明了企业应当如何在细分市场上展开竞争和如何为这些细分市场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企业选择差异化战略的基础，因为它分析了竞争对手没有很好服务的细分市场，为竞争参与者提供了有利可图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有效而且持久的差异化战略，获取竞争优势。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产业细分以及竞争优势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

一、房地产业细分的理论分析和现状

根据波特的观点：制定竞争战略必须细分产业的原因在于，产业中的产品、买方或双方，在内在吸引力方面或在企业通过提供它们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上，是不相同的，由此造成了产业的细分市场。产业细分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情况是如果产品差异或买方差异改变了五种竞争力中的一种，产生了结构差异上的产业细分市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产品和买方的差异影响了所要求的竞争优势，产生了基于价值链差异的细分市场。可见产品以及买卖双方如果存在着差异，则会导致产业细分的必要。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其产品以及买卖双方变得复杂多样，出现了各种差异：包括价格、结构以及功能等其他方面的差异带来了住房产品的歧异化。从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产品的种类可以根据功能上的差异分为住房、办公楼和商业地产，与住房相比，办公楼的需求对象范围要小得多，主要在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市场完善。从住房供应结构角度分析，主要是按照面积划分的7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70—90平方米的中户型、大户型和别墅，以及按照价格划分的高价房、经济房以及廉租房。从该产业的需求来源可以分为主动需求、被动需求，实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等等。在经历了上个世纪末的整个市场低迷到2003年的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调整力度加大，但是效果却不一样：大型投资者在土地和资金方面的优势，有可能不会受到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影响，而实力欠缺的投资者或者供应方则会缺乏与政府和买方的谈判实力。

同时房地产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产业，以房地产业的前沿上海为例，不仅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大量的外资也开始涌入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据中国上海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02年上半年注册成立的外资企业中，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59家，其中21家申请了房地产开发资质，注册资金超过3000万美元的有15家，其中7家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占总量的47%。大量的资本投入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再加上各种其他投入要素的价格上涨，如作为稀缺要素的土地价格上涨，以及人们的购房需求等都导致了我国的房地产业处于一个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从以上的陈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市场的竞争在不断加剧，那么作为房地产业中的各个主体，大型房产开发商、外资以及中小房产商如何应对市场。

根据波特的理论，房地产市场已经同时出现了处于结构差异和价值链上的产业细分，产生了基于这两种需求的细分市场和必要性。因此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目前的房地产业需要进一步产业细分，才能使得市场中的企业创造各自的竞争优势继续存活和发展。

二、房地产业细分变量及其细分矩阵

根据波特的理论，需要根据产业的特点，从结构和价值链的角度对细分的变量进行分类。

（一）细分变量

为了细分房地产业，首先了解并且辨别各种产品的特征，同时考查它们在结构和价值链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经常独立或者组合使用的四类明显的细分变量，来区分产品以及买卖双方的差异：1.产品种类，正在生产或可能生产的独立产品种类；2.买方类型，购买或者可能购买产业产品的最终买方的类型；3.销售渠道，已经采用或者有可能采用以服务最终买方的可选销售渠道；4.买方的地理位置，买方的地理位置定义为本地、地区、国家或国家群。接下来对于这四个变量进一步详细解释：

1.产品细分市场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产品种类进行细分。物理尺寸：住房一般按照面积分为小户型、中户型和大户型等；价格水平：按照价格的差异，可以分为高价、中等价格和廉价；特征：底楼房、顶层房；轨道房、景观房；性能：商品房、办公楼以及商业地产等等。

当然还有包括产品与辅助性服务或设备、材料等方面的差异，对房地产业细分最优意义的产品差异是最重要结构性差异的那些标识，常常存在着许多相互关联的不同的产品标识，例如，在商品房市场，价格水平、住房的位置以及功能上都有相关性。

2.买方细分市场

为了辨识房地产市场，必须考查最终买房的所有不同类型，寻找重要的结构或者价值链差异。在商品房市场，一般分为年龄、人口分布、生活方式、采购意图、收入、家庭大小以及决策者等因素。对于住房市场的买方细分应当反映买方间的基本的结构和价值链的差异。

比如可以结合买方的收入情况将房地产业进行分类，根据北京市公寓市场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按公寓客户收入的不同，我们可以将选择的产品分为五类：

表一北京市公寓细分市场

客户类型	产品细分	产品定价
港澳台、东南亚外商	黄金位置高档、豪华的公寓	200万左右
国内有经济实力的高层管理者	位置优越、大户型高档的公寓	100-200万
海外过来的人士，或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士	自然休闲、社区环境良好的公寓	100万左右
年轻高级白领和中产阶级	小户型、中高档次的服务式公寓	50-100万
外地来京短期或长期工作的普通年轻白领	临近工作地点、配套设施完善的小户型公寓	200-5000元/月

资料来源：李鹿嘉《房地产市场细分与产品策略选择的实践性探讨》

3.销售渠道细分市场

基于销售渠道来辨识细分市场，应当辨识出产品送达买方的全部现有的和可行的销售渠道。对于办公楼而言，目前采用的多为中介代服务，戴德梁行、仲量联行等四大行以及国内的地产中介商都是办公楼的重要销售渠道，而商品房和商业地产，目前采用的销售模式大多还是开发商自己负责销售，将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专业化销售商代理。

4.地理细分市场

由于房地产提供的商品非常特殊，地理位置能够影响买方的需求和服务于买方的成本。地理位置可以作为成本驱动因素而具有直接的重要性。在房型设计方面由于风俗、习惯以及气候等因素。各地区差异很大。例如郑州的裕鸿花园，室内庭院在全国首创，是高层中的创新，充分体现了住宅人性化的特色，室内绿化和地面绿化相呼应，使健康和绿色为高层住宅增辉。广州的园林设计也有空中别墅、空中花园，那里的景观是做在阳台上的，并且可以用玻璃隔断，在这一点上郑州就不能照搬。

（二）房地产业细分矩阵

在对房地产业的结构和价值链上的含义做相应的细分变量后，需要进行组合起来完成对产业的总体细分。因为相应的细分变量很多，因此目前主要是选择合适的变量进行发展竞争战略研究。对于各个变量进行检验后才能用来进行战略分析。

表二房地产业简单产业细分矩阵

地理位置	产品类型
地理位置	高档房	中档房	经济房
发达地区	有效	有效	待定
欠发达地区	无效	有效	待定

表中采用了最为简单的产业细分矩阵，基于两个细分变量，这两个变量在房地产业已经被广泛采用，即公司在什么地区提供何种产品。在实际中，房地产行业的细分变量很多，包括产品、买方类型、销售渠道和地理位置这四大类，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如何在产业细分的过程中应用细分矩阵。

从许多细分变量转化为最有意义的细分矩阵，第一步便是探究细分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房地产市场中，地理位置和买方类型、产品类型往往结合在一起，成熟的办公楼或者商业地产只有在大的城市才会出现，而这些地区有明显的区域或者地理位置特征，因此在利用这些变量的过程中便需要排除无效的变量，得出最适用的细分矩阵。

由于具体的细分矩阵操作起来相当繁琐，而且理论性太强，故而认为制作矩阵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把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进行房地产市场细分的时候，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借鉴和学习竞争对手的产业细分矩阵。比如目前越来越多的地产公司开始模仿或者学习瑞安地产在城市开发过程的经验，就是学会使用矩阵，各自进行产业细分创造竞争优势的一个过程。

三、房地产业细分与竞争优势

在进行产业细分时，企业需要考虑市场的可衡量性、可获利性、可接近性、有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具体表现在细分市场上就是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能够界定清晰和细分；市场范围、容量、潜力等可以定量解释；细分市场的规模、发展潜力、购买力存在一定空间，保证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后能够获利。根据波特的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细分市场的吸引力，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内容来进行分析：结构吸引力、规模和增长率以及企业生产能力与细分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

首先房地产行业结构吸引力需要和波特的“五力模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分析每个细分市场的五种作用力，找到有优势的细分市场。根据波特的五力模型，产业中的五种基本力量为:产业竞争者、潜在入侵者、买方、卖方和替代品。结合房地产行业分析，自1998年房地产市场放开以来，房地产业一直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希望能够在迅速成长的产业中获取超额利润。

以五种竞争力模型为分析基础，在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首先会出现大量的市场产业内竞争者和潜在进入者，大量的非传统房地产企业也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高额利润纷纷进入该市场。与此同时，作为房产开发资金和土地的供给方的政府，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快发展而不断地进行信贷和土地、税收政策调控，产生了由于供给方作用力的结构吸引力的变化，而买方的变化主要和房价走势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控方向息息相关。在几股力量的较量中，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一般而言，企业采取了投资与政府扶持方向相符合的细分市场战略，便会获得竞争优势。

其次，分析细分市场规模和增长率。在房地产业中，各个细分市场的规模和增长率是不同的。在房地产市场中，既有有跨国公司背景的大型外资开发商，又有本土的地产巨头，同时也有一些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中海地产各项指标都名列前茅，因此是一个资金、土地和政策方面都有资源优势的国有蓝筹地产；万科、绿地等较大规模的内资房产业的龙头，同样不会存在资金、土地和政策方面的过多约束；大量的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储备和资金链易受到影响，规模较小且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弱。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在何处竞争便成为了与其自身规模和增长率紧密相关的决策，故而市场细分是要依据自身的实力，并结合细分市场的状况进行选择。

再次，房地产业的生产能力与细分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迅速，特别是大面积住房的增长速度过快，在伴随着房价的大幅度上涨，新增住房结构的不合理使得消费者怨声载道，管理层在2006年颁布了“国六条”，其中一项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这表明高档住宅已经趋于饱和，空置房率较高。数据表明2005年广州空置经济适用房空置面积为3.01万平方米，仅为别墅、高档公寓空置面积的1/14，故而在充分考虑这一细分市场的饱和度之后转向小面积住房市场，实现了较优策略选择。

在利用细分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方面，典型的案例如下：启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投资的美景天城，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以欧式典型低密度花园洋房为主要建造风格，定位为为中产阶级建造，体现都市生活质量。在具体措施上该项目使用了“拿来主义”，即引入欧陆的建造风格，汇集英、法、意、荷四国建筑风情，融入欧洲文学、音乐、艺术、时尚及生态科技，充分展现了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居住品位，突出浪漫和人文的异域情调；同时还积极结合当地的人文气息，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此外，还寻求与周围的旅游景点——火车主题游乐园“世纪欢乐园”合作，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故而一推出便迅速占据了市场，同时“美景天城”也已成为地产界的一种被人们广泛研究的现象。

最后，进行行业细分需要进一步突破传统的产业细分办法，创造竞争优势的最大机会往往来自于细分的新的方面，因此企业才可以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适应真实的买方需求或者提高自身的相对成本地位。

在寻找房地产行业的新的产品市场的时候，一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是否存在完成市场中买方价值链所要求的其他功能的技术和设计？新类型的产品是否可完成附加功能？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于某些买方的需求？是否存在将服务和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出售的其他一揽子计划？在这些问题的指导下，便于企业在产业中发现尚未被开发的细分市场，可以抢占先机，取得竞争优势。瑞安地产在发现细分市场方面提供了成功的案例。瑞安地产近几年在全国的房地产业扩展的趋势和模式都十分受关注。以其在上海的成功典范新天地和太平湖地区构建为例，突破了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新天地”属于经营旅游娱乐景点的企业投资项目，与其他产品生产类的企业不同，新天地业务更像是对一个“大型活动场所”的管理和服务，管理对象是两种类型的客户，即游客以及进驻新天地的“商户”。瑞安的太平湖地区计划其实包括新天地、瑞安光产、企业天地、太平湖、翠湖天地等优秀项目。办公楼、住房和商业地产联合开发经营，依靠新天地品牌的营造带动周围物业的上涨，整体升值，不得不说这是瑞安集团在卢湾区老城区改造过程中所发现的崭新而且具有借鉴意义的市场细分行为。

由此可见，合理地将房地产业进行市场细分，找准自己在行业中的一席之地，才能在现今纷繁的中国房地产业处于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①[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陈争霞：浅谈产业细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上海综合经济》2002.3）。

③李鹿嘉、李清立：房地产市场细分与产品策略选择的实践性探讨（《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④易成栋：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细分研究综述（《技术经济》2006.2）.

⑤魏晓华：提升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心竞争力（《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3）。

⑥王宁、柯玲等：论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经济体制改革》2002.5）。

⑦苗丽娜：上海房地产市场状况分析（《房地市场》2004.1）。

⑧谢昊：地产洋鳄的中国新招（《海外投资》2004.5）。

⑨周森峰、谢越来：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商业研究》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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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3 05:35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52)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根治腐败现象新对策之构想

根治腐败现象新对策之构想

一、根治腐败的必要性。腐败问题是我党和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长期困扰，是恶化官民关系，降低国家机关公信力的主要原因。腐败是发生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瘟疫，并且滋生和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构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与腐败现象的斗争是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斗争。

(1)腐败对经济建设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动摇着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的基础――公有制。腐败行为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直接损失是惊人的。以吃喝风为例。据估计，1988年全国大吃大喝的公款有100多亿元。进入九十年代后，不仅未彻底刹住，吃喝掉的公款数额更是成几何倍数在增长。难怪有些人惊呼：如此吃下去将要“吃塌江山”了。同时腐败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无法估计。另外，腐败干扰了社会分配，加重了群众负担，助长了分配不公。拿住房来说，我国居民住房十分紧张，老中少三代同居一室的情形仍然存在；有的大城市规定，人均住房4平方米以下方可列为困难户。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凭特权占有几套住房，足够其儿孙享受。这方面的腐败行为使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其消极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尤为严重的是，腐败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材料，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这就是说，流失速度每天超过一个亿。近年来腐败更为严重，贪污、受贿、挪用的数额更向天文数字化发展，向高级干部队伍发展，腐败的恶性快速发展只会导致两极分化和全面私有化的出现，使我党丧失掉执政的经济基础。

(2)腐败在政治方面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削弱乃至破坏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尽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但其所作所为却严重损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使党和社会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扭曲，使党的威信下降，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腐败行为染指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公开性。任人唯亲等腐败还导致“近亲繁殖”，使干部素质和政府的行政能力下降。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政令法令招制抵触。执政能力大打折扣。出现政治危机。政治领域腐败的严重发展，也会背弃人民利益，使社会主义改变性质。

(3)在思想文化方面，腐败行为严重毒害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腐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下降，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危害，比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直接导致一切向钱看，向权看的的可怕的畸形的人生观的社会化、全民化趋势，导致整个社会主流道德标准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意识变得邪恶和扭曲。

(4)腐败行为侵蚀着党的先进性，削弱着党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少数人的腐败行为是对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亵渎，严重毒害党内风气和党员思想，造成一些党员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的颠倒，思想混乱，灵魂空虚，不能发挥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组织上，腐败导致一些党组织内歪风邪气盛行，组织涣散，派性发作，纪律松弛，党员自作主张，各行其是。凡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滋长的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就受到严重损害。综上所述，腐败现象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全面的，极其严重的，不加以制止和清除就会涣散民心，动摇国本，毁掉社会主义大业。执政党容忍腐败，无异于自挖墙角。
     二、腐败现象与政治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很多人在演究西方政治制度结构后的结论认为权利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因此认为对权利的有效制约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并在次基础上提倡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的思维，认为三权分离，多党执政是监督制约的最好办法。并指责我们现存的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完全发挥监督制约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形同虚设。而且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同处于一党独政的前提下，地位上的不独立很难全面完整的发挥应有的制约作用。笔者也同样认为缺乏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是腐败产生的环境，但不是腐败的根源。腐败的根源是道德上的人性恶，是人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畸形追求所导致。但笔者同样认为除通过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来抵御腐败的思想原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制度上来监督制约和防范腐败行为。但从制度上的监督、制约和防范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政治制度改革上，认为是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就是灵丹妙药的思想是愚蠢的。因为实行了所谓民主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离的国家有一百多个，腐败也没有在其国土上彻底绝迹。相反同样也是触目惊心，比比皆是。而从我国历史上看，从西周到晚清，也数度出现政治开明，官吏清廉的盛世时代。可见腐败于政治制度没有任何的必然因果关系。
     三、根治腐败现象需要调动全体人民的参与。腐败行为受损的国家，但实际损失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反腐败必要全体人民的广泛参与，我们现在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反腐败工作没有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形成了只有专业机构孤军奋战的局面。其效果不明显是可想而知的，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如何使反腐败的行动得到最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是反腐败工作的成败关键。也是我们思考完善反腐败立法与制度的方向。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是无穷无尽的。腐败现在来源于现实生活，腐败官员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只有调动人民力量，才能把腐败分子从纷乱错杂的社会生活中揪出来。依靠群众是反腐败的基础。
     四，反腐败制度之构想。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全部有利因素，全面向腐败现象发起围剿，首先要从鼓励积极性上入手，从立法上打开突破口。笔者认为，立法应该首先肯定两条政策性的原则。以鼓励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一）制度构想
    1、抓贪赎罪。通过对现有在案的腐败官员的鼓励政策，实现反腐败。具体说就是只要是能够成功证实两个以上官员的腐败行为，且被证实官员的腐败数额超过本人犯罪数额一倍以上，即可免除本人刑事处罚。但本人的犯罪所得仍须没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只要能够证实其他人腐败行为，并使其获者，也应事视情节减轻处罚。

2、抓贪致富。通过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只要能成功证实腐败行为，并使腐败者成功获罪者，奖励该腐败者犯罪数额的1/3归其个人合法所有，并从细节制度上保障其及时兑现。对于腐败行为未涉及金钱等，则以腐败者个人财产的1/3奖励行为人。

3、在诉讼程序上施行双诉制，就是涉及腐败案件，一律施行双诉制，即以国家公诉为基础，但是如果公民掌握证据或证据线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或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调取令，收集相关证据，自诉对其入罪。
    （二）构想可行性分析。

1、反腐败需要成本，需要大量的投入资金。利用贪官本身资金进行反腐败工作不但是能节约大量的国家财产，而且可以在客观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工作，过分依赖财政拨款扶持，使一项本来可以创收的工作变成了消耗的工作，这就是现存反腐败制度上不合理性。而利用贪官财产来进行反腐败工作，则使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通过对腐败案件的研究可知，每一起腐败案件的犯罪数额都是要远远大于办案支出的费用，利用贪官们的非法所得来支付办案成本在现实中是完全可行的，众所周知贪官财产不在国家财政收入预算范围之内。通过一条法律和政策来鼓励人民群众和落案贪官的积极参与，就会把一部分办案费用转移到社会资金上来。必将缓解各级财政压力和办案支出，甚至可以以案养案，通过对办理反腐败案件的收入，来支付其他案件的办案费用问题。可谓一举二得。

2、群众和落网贪官的积极性分析。以往群众对反腐败工作不是不支持，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现象的深恶痛绝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没有广泛参与？其原因无非是人身上危险性和财产上的不收益性使人民群众在价值衡量的时候对参与行为持否定态度。如果说在财产收益上给予最稳定的保障，人民的积极性将空前高涨。可以这样思维，做任何工作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试想如果揭发证实了一件腐败行为就会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合法收益。那么这就会形成一个行业。会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来积极参与。会想出各种个样的办法来抓堵围捕腐败分子。红豆衫树皮仅因为有抗癌作用就几十万棵惨遭灭之灾，引导好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试想一个比红豆衫树皮要值很多钱的贪官，如何不会引起人民的争相抓捕证实？因为即使去抢劫也不见得有抓贪官的收益要大，如此低风险，高回报，应该有很多人争先恐后的去做。所以我想也许在很短的时间内，贪官们就要象熊猫一样的珍贵难觅了。因为我们非常想象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是完全能创造出我们所期望的奇迹。同时因为落网的贪官们对腐败行为的亲身经历，也必然会发现和证实其他人的相同经历，客观上起到以恶对恶的良心循环上来。
     3、伦理道德上的包容。笔者的反腐败制度构想，不会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符合人们的正常道德观念。腐败行为危害在于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因此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应该重结果的恢复性而非惩罚性。有人说，对贪官不能讲价钱，应该严惩，这是错的思想，我们是需要在整体上全面遏制腐败现象，而不是要为难某个个体。这是大的原则和方向，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对个别贪官行为的痛恨上，而忽略整体的遏制。

还有人也许认为抓了就放了，岂不是白折腾了，其实不是，根据上述1条的，设想，是要抓两放一，使整体基数的几何倍增，放的是少数，抓的是对数，因为有了少放才会多抓。按此几何倍增的数学规律，在几十翻下来，就会把我国的贪官肃光肃净的。而且对于贪官财产的处分上，和制裁上都和我们的一般群众的道德尺度相符合。

4、社会价值分析。通过这一制度的设立，则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行业。有效的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减少社会了压力。同时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其实它也同样是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不但完全可以取代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所带来的监督制约效果，而且可以避免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带来的麻烦和水土不服。也同样是民主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完善我们党的领导，纯洁党的队伍效果将会是显著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的总体道德尺度予以保障，惩恶扬善，使崇权思想得到有效遏制，使民主监督思想深入人心，对实现民主法治是一种推动，并能重新定位官民关系。也能恢复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办事效率，提高政府公信力。
    综上所述，反腐败的要点是决心和制度，笔者试图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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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2 22:33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35) | 评论(1) | 收藏 | 编辑

有关竞争力问题的理论综述

有关竞争力问题的理论综述

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测度方式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20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

一、当代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各种学说.

（一）创新说。熊彼得(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产生离不开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若是竞争对手无法迅速察觉新的竞争趋势，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写彼此的竞争态势。新技术、客户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压低上游成本、政府法令规章的改变等都是造成竞争优势改变的因素。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创新在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谓的创新不仅指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进，比如新的促销方法、新的组织方式。一个企业在竞争对手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首先采用创新观念，很可能由此而改变双方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进入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在创新时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过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国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而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厂商创新压力较小，创新的意愿也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更大的贡献则是其钻石理论。
   （二）钻石体系说。波特的“钻石体系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因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机会变数与政府等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罗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菱形理论”。
   （三）制度说
    二、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其它观点。

（一）WEF和IMD的观点.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阐发了自己的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内容。所以在他们看来，国际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受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和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的综合。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家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两机构都是从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等角度来评价各国竞争力。
（二）综合国力论。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竞争力不仅以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志，而且体现于一国蕴涵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认为，国际纷争的背后，无不掩藏着争夺国家间的权力这一本质。日本人则把综合国力分为三个侧面：一是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财政实力和对外活动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和防御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外交能力。其测算综合国力是采用社会调查法，亦称德尔菲法。这是一种直观判断预测方法，它是按“国力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三个侧面指标化进行调查，再按调查结果评分统计，最后取平均值即为国力值。
（三）管理文化论
（四）劳工组织论. 劳工组织论从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反动组织，是阻碍技术改进和经济成长的障碍。工会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推行，妨碍了对人力资本根据效率所作出的边际调整；工会制造了劳动力要素的二元市场结构并形成了工资刚性，阻碍了自动化技术的推行和跨工种的合作。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如果按工种、按工序比较，美国汽车业装配工人的个体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较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日本企业却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分工灵活，工序协作好。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的就业权利，防止资方削减雇工人数，就在劳资谈判时把工种分得很细，其结果是既妨碍了自动化的推行，也阻碍了工序间的合作，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丧失了劳动力。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国家竞争优势的创造源泉和因素。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经典理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竞争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后来学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对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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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 23:07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61)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关于构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探讨

关于构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探讨

核心竞争力是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相互交融的最新概念，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Cary Hame）在1990年于哈佛商业评论上首先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取决于来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指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国人近些年来已引进并开始在医院应用这一理念。核心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论、战备能力论、价值资源论的总汇。其中，核心竞争力的两种作用方式，即存量方式和流量方式普遍存在于市场的核心竞争之中，它既包含了静态下的技术、知识、能力所形成的存量，又涵盖了动态下的投入、发展、更新的流量，或者处于动态下的饱和流量，足以满足静态下的存量，才能使市场中的经济实体在实际中获取竞争的优势。其要点为:（1）核心竞争力的载体是企业整体，而不是企业的某个部门、某个领域;（2）核心竞争力是从企业过去成长历程中积累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3）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协调”和“有机结合”，而不是某种可分散的技术和技能;（4）核心竞争力存在的形态基本上是结构性的、隐性的，而不是要素性的、显性的。

　　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是指医院获取及配置资源并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有效活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医院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于独特的专业优势、独特的核心技术、独特的医疗服务能力、独特的织管理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持续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上。

　　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1）可拓展性。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核心竞争力是母体，是核心，具有溢出效应，充分挖掘和调动核心竞争力可使医院持续保持在已有竞争领域中的竞争优势，拓展市场份额。

　　（2）易识别性医院在竞争中必须拿出过硬的品牌、过硬的形象、过硬的医疗技术和服务，并且能够为群众所了解和易于识别。

　　（3）不可模仿性医院在长期的医疗经营活动过程中，深深印上了其特殊组成和特殊经历的烙印，为其他组织所难于模仿，这种特别的印记又被称为独特性，它是竞争成功的关键。

　　（4）结构性医院核心竞争力是医院组织结构的高度复合，它是由技术因素决定，并且与医院的组织、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协调有序的组织结构产生的系统效应，使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超越了医务员工的技术能力。

　　（5）价值优越性它是医院独特的竞争力，是医院价值实现的源泉，有利于医院提高效率，在创造高效益和创造低成本方面比竞争对手更加优秀。

　　（6）稳定性由于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与竞争对手之间形成质的差别，它难以从医院的主体中分离出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病员提供容易识别的品牌如各医院推行的价格公示、价格优惠（主要指降低成本、缩短住院时间、质量指标优异等）、病人选医师、专家门诊、专病门诊、会诊中心、重点专科、重点学科、重要学科带头人等，都可为病员所识别。

　　能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近年来医院推出的生活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忠诚服务等，都是为适应病人需求，真正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措施。在医疗服务、生活服务中应当强调“高效、便捷、低耗”，注意品牌、价格与市场之间的持续容量，如溢则过，如缺则不足，只有保持了医院核心竞争力，才能较好地把握市场的满足与拥有，主动获取和占据市场份额。

　　能形成医院内外互动的平台。核心竞争力在医院运行中发挥作用，能够使医院内部搞活，进一步活化管理与决策能力，强化卫生资源运作，更多地吸引外部病员，从而形成内外互动的平台，并达到卫生资源在运作中的扩张目的，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核心竞争力的构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医院仅靠扩大规模、增加设备投入来发展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医院决策者改变战略思维，有创新意识，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和改造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并结合国情、院情加强实践。如何挖掘和构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呢?

　　加快人才培养与引进医疗市场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我省出台的《基本现代化医院标准》明确规定了各级医院的人才结构比例，如高、中、初级职称人员应为2:3:5;硕士生不少于医师数的20%;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必须具备本科学历;学科带头人必须为正高级技术职称且年龄在60岁以下;重点学科带头人必须担任省医学会相关专业学组（或委员会）副主委、省级以上杂志常务编委，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并为一个地区的学术带头人。

　　积极研究市场。医院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真正把市场需求看作医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强化竞争观念和对市场的认识，积极进行人才、技术、设备、设施、资金、信息等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整合，改善经营环境，千方百计去满足和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坚持优质服务。医院优质服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优良的技术服务，做到“人有我有，人无我有，要有即优”，才有竞争力。医疗服务的竞争力是由技术、设备的竞争力所决定的，而技术、设备的竞争力又是由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体制是一种物化了的理念存在形式，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体现，通过深化医院改革，用“技术+管理”的方法可以加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二是优良的生活服务，俗话说“三分治病，七分调理”，可见生活服务的重要。当前许多医院推行的“一站式服务”、“生活服务中心”、“母婴同室”、“追踪服务”等等，都是在竭力打造一个让病员感到温馨的诊疗环境，使病员在接受医疗技术服务的同时也感受到家庭化的生活服务。一些医院应用“忠诚服务”，改变了综合满意度调查的内容和做法，重视两个“非常”，即“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增加了满意度的含金量，提高了服务要求。这些无疑都是构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有益实践与尝试。优质服务必须牢固建立在“以病人为中心”基础之上，有了一切为病人着想的理念，才能将服务做得最好、最优，而不是“过得去”或“还可以”。这就要求医务员工技术精、行风正，对病员服务周到，体贴入微。目前我省试行的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标准基本体现了上述要求。

　　医院管理标准化。当前医院管理应当重视以国际管理标准来审视和调整管理理念和行为，要以人为本，强调民主管理、科学决策、职工参与;要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地接受继续教育，不断创新;要增强全员的经营理念，调动资本，形成合力;以增量促存量，让无价变有价，变无序为规范，从而保证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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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20 22:50 作者:☆雨浓 | 类别:中国前沿经济 | 阅读(231) | 评论(0) | 收藏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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