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绿色”与“绿色经济”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开始逐渐关注生态和“绿色”,各种绿色产品、绿色企业、绿色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绿色”展开广泛的研究。由于这一领域的生产与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所以当前市场上出现的绿色产品良莠不齐,大部分是在完全不理解何为“绿色”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润而给产品随意贴上“绿色”标签的。如此情况如不加以严格规范,将会严重阻碍真正绿色产品的市场拓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绿色”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对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求对“绿色”予以正确定位,并真正发挥其市场优势。
一、从“绿色劳动”说开去 。2004年第4期《探索与争鸣》发表了石云先生《推行绿色劳动的紧迫性和可行性》一文,作者详细阐述了绿色劳动的内涵及其与传统劳动保护的异同性,同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推行绿色劳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域,那就是劳动过程中的健康与安全问题,作者认为“绿色劳动是指劳动条件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劳动过程无害劳动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劳动”,它和传统劳动保护“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是对劳动安全卫生的形象表述”。笔者觉得作者所描述的绿色劳动更接近于劳动保护的概念,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劳动应该是生产“绿色”的劳动,而不仅仅是劳动过程的绿色。简单的例子,一个劳动者在参与制造高铅汽油或含氟冰箱,即使其工作环境是多么的“绿色”,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在提供绿色劳动。也就是说,绿色劳动应该是指劳动行为本身和结果都是“绿色”的,而非这样的劳动对参与劳动的人是“绿色”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绿色”?
一般意义上认为,“绿色”是对生命、环保和节能的形象表述,而真正将“绿色”作为一种概念或术语来使用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环境运动,当时提出“深绿色”这一概念,是藉以与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基调的“浅绿色”概念加以区分。当时的环境主义者认为,“深绿色”的环境观念重在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弘扬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积极态度,而“浅绿色”则是关注于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揭示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常常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从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多地将“深绿色”理解为“绿色”的真正含义,认为“绿色”是用来表述一种行为、物品或制度以及该行为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该物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或该制度的实施,会有利于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经济效率的双赢。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生命周期理论(LCA)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环境学对于“绿色”的理解和认识,开始更强调对“绿色”程度的判定,培育一种全程性的、从“摇篮到坟墓”的评价机制。
“绿色”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被理解为两点:一是涵括生态的发展,将资源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注重和反思发展的环境成本,突破“经济不生态”和“生态不经济”的发展模式,追求经济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统一。二是经济与生态合并的高效率,不仅注重生命、环保和健康,更注重对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高效率是绿色的,低效率则是灰色的。首先低效率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投资,从而影响到对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领域的投入,如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这些投入的缺乏将会直接导致环境治理资本的不足,增加环保意识培育的难度。其次,低效率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输入,也意味着更多的污染输出;而另一方面,低效率意味着有关环境保护措施,无论技术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其实施的障碍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滥用环境来减少成本。
二、阻碍绿色产品与市场发展的原因。需求的存在是市场的原动力,要使得整个社会在“绿色”的基础上运行,首先必须激励绿色需求的形成。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反思当前绿色需求不足的原因。大致看来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这些是对绿色需求形成的硬性约束,本文对此不作太多的讨论;二是对绿色需求形成的软性约束因素的不足,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机制限制了绿色需求的形成,表现为有关对绿色市场的宣传、认证、培育、扶持和监管等一整套机制的缺失,从而引起“绿色”的供给、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宣传和认证的失序,一方面会限制消费者将潜在的绿色需求与特定的绿色产品联系起来,阻碍了绿色需求的产生,另一方面会导致消费者在绿色消费时,信息获取不足、滞后、不清晰或误解,怂恿了部分生产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这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效应会导致真正的绿色产品处于竞争不利地位,直至退出市场。当消费者发现被这种所谓的“绿色”欺骗后,对绿色产品的信任度就会降低,从而影响绿色需求的再生产;因为培育和扶持政策的缺失,导致“绿色”研发资金不足和发育环境不良,新生的绿色企业孵化困难,而市场准入门槛又比较高;因为监管不力,导致了市场秩序混乱,借“绿色”之名行欺骗之实的产品充斥市场,侵蚀消费群体对绿色市场的信任,增加了真正绿色产品拓展市场的难度。另外,因为上述原因,绿色产品的利润空间在扭曲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往往受到很大程度的压缩,并引发销售渠道的严重堵塞。另外,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着那些承担流通职能的企业在绿色产品的推广上往往比较消极,有些商家甚至对绿色产品进入市场设置重重障碍。
要真正使“绿色”得到良好的培育和发展,激励有效的绿色需求形成,首要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是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良性与高效运行的原驱动力,其目的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使得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相一致,并向人们发出明确的信号:遏制什么和鼓励什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是,遏制什么的信号释放不够或产生错误,鼓励什么的信号则明显缺位,这些问题的存在源于对外部性理论的片面理解。外部性理论是在1920年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其基本理念是对负外部性征税,对正外部性补贴,额度相当于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部分,从而纠正因外部性产生的不当利益驱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但目前社会上对于该理论的认识存在许多偏颇,往往只注意到对负外部性的遏制,而没有形成一种机制来补贴正的外部性,其结果不光光是生产正外部性的主体吃了亏,而且存在严重的后续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中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利益驱动机制就会发生错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错误地导向至不利于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现时的社会中,生产者不愿意生产绿色产品或故意生产披着“绿色”外衣的灰色产品、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动力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完善绿色产品生产的市场机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市场运行的现实轨迹都告诉我们,市场本身并不会天然地“绿色”,需要我们完善制度,纠正缺陷,规避市场失灵。“绿色”的目标是让市场尊重自然,使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有利于环境的效应,自动生产“绿色”。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应该从建构一套绿色的机制开始。
第一、向绿色倾斜的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上,国家应形成一套鼓励“绿色”、遏制“灰色”的制度体系。通过各种差别政策,引导资本流入绿色产业,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加大对“绿色”的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企业对“绿色”的研发能力,促进绿色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完善“绿色”奖励政策,使绿色企业享有减免税、优惠贷款、加速折旧、发行“绿色”债券等权利;建立绿色产业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和绿色银行,支持创建和发展绿色企业。
第二、严格监管绿色市场的游戏规则:当前绿色市场混乱,真正绿色的产品和企业难以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绿色市场缺乏严格和有效的监管。这是市场失灵的外在表现,政府有责任去纠正这样的市场缺陷。为此,应该加大对以次充好、以灰充绿等违背市场游戏规则的企业和产品的惩罚力度,增加他们的风险成本,促使他们自觉规避扰乱市场的行为;完善投诉渠道、提高投诉效率,严守执法公正,鼓励并切实保护获得绿色认证的产品和企业,改善其生存环境;重视和完备消费者信息反馈和监督监管渠道,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三、完善绿色产品的认证体系:良莠不齐的绿色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权威的绿色认证机构的缺乏,以明确界定哪些是绿色产品,哪些不是。与此同时,要加大对绿色认证机构的管理,必须避免当前绿色认证机构“处处点火,家家冒烟”的局面,真正建构统一、规范、科学、权威、严肃的认证机构,力防“证”出多门、标准不一,失去绿色认证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第四、“绿化”财经制度体系:国家应逐步“绿化”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融资等方面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遏制生产成本的外部化,使资本的投入方向从劳动节约为主转向资源节约为主,引导技术开发更多地以提高资源生产率为导向,真正强化“绿色”财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品消费服务中心:建构这一中心的目的在于引导社会的消费偏好以及消除绿色产品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绿色产品的消费有其本身的特点:一是它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者知识水平、认知程度、消费偏好等有很强的相关性,二是对绿色产品的鉴别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国家应该建立绿色产品消费服务中心,其职责主要是:一是加强对绿色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产品的时候能掌握更为充分的信息,引导和激发绿色消费需求;二是负责对绿色产品的鉴别,发布有权威的鉴定书。当消费者对某绿色产品的质量存有怀疑的时候,由该中心负责对其进行鉴别。
第六、减物质化是实现“绿色”的核心:当前的社会经济运行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过度物质化,各种广告宣传、激励策略等等都在诱惑和怂恿消费者通过消费更多的物品来获取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服务在其中的作用往往重视不够。从物质不灭的定律可以推出,输入系统的物质越多,系统排出的物质同样越多,人们将福利水平的提升建构在消费更多的物质之上,是这个世界逐步变“灰”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绿色”,必须消灭这个“敌人”,在宏观和微观决策中,以减物质化为基本要求,以循环经济为基本手段,运用LCA理论对产品和企业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评价,根据对物质和环境资源的消耗程度来确定采取多大程度的遏制抑或扶持政策,鼓励减物质化,增强通过服务的提供来获取福利水平的提升。
第七、“绿化”政绩考核机制:当前“绿色”缺乏、“灰色”盛行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政绩考核制度有关系。当前官员的任期一般几年就会轮转,而从灰色行为到灰色结果、或从绿色行为到绿色结果一般都需要若干年才会显现,使得为官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普遍的短视倾向;另外,对政绩的考核多来源于传统的、排斥环境成本的GDP的增长速率,而不会考虑任职期间其所领导的区域内环境的恶化或改善程度、绿色机制和市场的培育程度等,这一政绩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政府在绿色市场中的不作为,如果将任期内“绿色”的削减或增加程度列入考核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行政官员对环境的短视行为（陈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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